刍议经济法之“龙头法”
----与史际春 宋槿篱教授商榷
摘要：《财政法是经济法的龙头法》一文中史际春教授和宋槿篱教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财政法的龙头地位。基本概念，相关法律部门关系的认识望文生义，先入为主等失误令人遗憾。合理界定“龙头”的内涵是厘定相关部门法关系的前提，反垄断法不直接具有宪政功能。理论上讲反垄断法是先导的，究竟谁是主导，无法价值判断。不能简单的认为，从着眼于市场角度，反垄断法与民商法无本质区别。
关键词：财政法；经济法；反垄断法；龙头法
Discussion on Economical "leading Law " ---- Questioned with Professor Shi Jichun and Song Jinli
Abstract: The paper of"Disscussion of the financial law is leading in economic law," wrote by Professor Shi Jichun and Professor Song Jinli discusses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financial law. Basic concept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related to the legal department look literally, preconceived something looks regrettable . Reasonable definition of the "leading" the content is important,if we want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evant law departments.anti-trust law does not have a constitutional function directly. though it is the lead on theory .Actually,who is leading, can not be judge by value. We can;t conclude that from the market, there is no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anti-trust law and the civil law.
Keywords: Financial Law;Economic Law; Antitrust Law; leading law
一、 问题的提起
《论财政法是经济法的“龙头法”》一文中，史际春教授和宋槿篱教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财政法的龙头地位，反驳了一直以来,经济法学界反垄断法是“经济宪法”或经济法“龙头法”的说法。主要观点如下：第一，经济法是公私交融的法,而作为经济法的龙头法,应该能够统摄、引领政府和市场。第二，就应对危机、经济整体布局和统筹协调发展而言,倚赖自由的交易和竞争、反垄断都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反垄断法对经济并不具有引领、主导作用,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不是“经济宪法或者经济法的“龙头法”。第三，反垄断法与宪政并无多少联系。将反垄断法喻为“经济宪法”固无伤大雅,但用的频率多了,似乎就成为一个正式术语,会引起误解和混淆。第四，、财政法是经济法的“龙头法”。 在经济法的各项制度中,财政法对经济的调控和主导具有直接性,也最具刚性。在经济法的各项制度中,财政和财政法对经济的调控和主导是全面的、整体性的,其作用于经济的力度最大。财政法是经济法与宪政的衔接,其本身即具宪政暨“经济宪法”的性质。国家的收支要由人民决定,这就将财政决策上升到宪政层面,其执行层面和相应的各种制度则主要属于经济法范畴。［1］
在笔者看来，一些事实性的描述和基本观点的佐证并无不当。基本概念，相关法律部门关系的认识牵强附会，望文生义，先入为主，以偏概全，混淆价值论和认识论的失误令人遗憾。有必要重新梳理相关范畴的界定，厘清争议概念的关联，科学把握事物之间的逻辑线条。
二．若干概念及争点质疑
（一） 龙头的界定
该文开篇见义，龙头,所谓龙之头。龙头可以指代人也可指代物，龙头起引领、主导、指引、牵引等义,而且在位置上都是在先、在前的。作为经济法的“龙头法”,也如龙头一般,能够引领、主导经济法。［2］依《现代汉语大辞典》的解释，龙头有四种含义，1，自来水管的防水活门。2，自行车的把。3，比喻带头的起主导作用的事务。4，江湖上乘帮会的头领。［3］由此，龙头的含义在龙头法中首先是引领和主导，毋庸置疑。遗憾的，史教授和宋教授并未进一步区分两个含义，在机械的复制汉语词典的基础上，并进一步混同了引领，带头和主导的关系，尽管没有明示，字里行间的论述随处可见。引领，字面意思考察，首先是牵头，带领。主导，指代主要的并且引领事物向某方面的发展的矛盾主要方面。引领的主体和主导的主体可以竞合，也可以分离。引领的主体是否主导取决于在矛盾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比如赛艇项目，第一个划桨运动员是引领的，牵头的。而起主导作用的是他么，当然不是。再比如。一个犯罪团伙，每次发动行动的冲锋在的引领者，牵头者，一定是整个犯罪计划的主导，主犯，首犯么，答案也未必。这里面还涉及思想上的引导者，行动上的引导者，思想上的主导者，行动上的主导者等更加复杂的概念认知。
进一步区分引领和主导这两个概念，对于充分认识比喻描述下的经济法内部法律部门，经济法和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尤为重要。
(二)反垄断法在发达国家作为经济法的“龙头法”的历史性
作者花大量篇幅描述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西方大危机大萧条后，国家以财政法形式介入经济的例子，政府超越反垄断,通过货币、利率、税收、财政支出、规划和产业政策等手段对经济进行统筹协调，结论是就应对危机、经济整体布局和统筹协调发展而言,倚赖自由的交易和竞争、反垄断都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反垄断法对经济并不具有引领、主导作用,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不是“经济宪法”或者经济法的“龙头法”。［4］
笔者以为，该文先入为主，大量事实的罗列，对反垄断法和财政法等法的关系有意避让，尚未提供有说服力的抗辩反驳反垄断法的“龙头法”作用，仅仅是从正面论述了财政法对经济的重要价值，同时，如前文所述，没能进一步界分引领和主导。
（三）“经济宪法”的比喻和财政法经是经济法的龙头法
作者认为，反垄断法与宪政并无多少联系。而且,这种说法自有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背景。用“经济宪法”来借喻反垄断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未尝不可。一方面反垄断法不具宪政功能;另一方面反垄断法对经济的法律调整并无引领和主导作用,其作用是基础性的,也即与民商法一道,分别立足于市场的自发性和政府规制,使市场机制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和交易环境,因此它并不是“经济宪法”和经济法的“龙头法”。之所以给予反垄断法以“经济宪法”的美誉,这与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大本营的背景也是分不开的。［5］笔者认为，生搬硬套的结果是对概念比喻的曲解。反垄断法本来就不是宪政民主权利的保障书。强调经济宪法旨在说明民主，自由等宪政理念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况且，经济自由民主是政治自由民主的基础，政治民主的发育程度在不同制度下对经济民主自由的影响不同，从选举行为，到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的争取，没有政治民主是不和经济民主联系的，反垄断法不直接具有宪政功能。 作者进一步认为，“经济宪法”已成为公认的宪法学范畴,经济宪法学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就宪法的性质而言,可以认为经济宪法是宪法中关于国家与经济、与市场关系的基本规范。在笔者看来，一方面象征意义意义上的“经济宪法”--反垄断法的价值反而更加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借喻和真实宪法学称谓的雷同并不能说明什么，事物的差异取决于性质，不是称谓。关键是明确各种相同称谓的条件和切入视角。好比经济法一词,至今含义也是多元的。
在正面说明财政法是经济法的“龙头法”论点上，作者认为其一，如今扮演龙头角色的计划法律制度已经融入产业政策法，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可行及落实程度与财政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予支持是呈正相关的。财政核心是预算，预算的计划性与一国的规划和产业政策是一致的,是根据现实可能性对既定规划和产业政策的落实。预算的执行,就是财政对经济、社会直接作用。其二，财政支出在中国社会总支出中发挥主导作用。货币政策不能解决不同地方、不同产业的平衡协调发展问题,反垄断和各类经济监管只是消极地维护而非积极地利用市场机制,等等。其三，财政决策在我国上升到宪政层面，所以当以冠之龙头称谓。［6］
在笔者看来，为了进一步讨论上述观点，重塑民商法，市场监管法和宏观调控法，反垄断法和财政法的角色定位。从龙头的科学内涵出发，厘清两法的关联成为争议问题的切入。
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功能和任务在于，对国家的市场规制活动进行规范和保障，保障国家对市场的规制，以实现国家的调节目标。作用方式是直接作用于竞争行为，排除障碍，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7］宏观调控法综合运用计划，财政产业政策等引导，促进，调节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整体运行。与市场规制法不同，实践中宏观调控法的实施常常不和市场主体直接发生关系，通过指导，鼓励和强制的推行，社会主体有选择有条件的参与，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经济全局。从制度实效的特点观之，是相对宏观的，社会间接参与下经济杠杆式的。民商法为每一个市场主体的充分竞争提供自由，解决不了市场自身自由竞争的顽疾---竞争过度和竞争活力不足。既然实质不公总是存在存在，人不可能总是理性的，过滥的竞争和竞争活力不足必然产生，才有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介入。竞争法的存在根据和价值追求是市场化取向，立足于整体竞争效率之实现，为了解决当事人无法自己解决的社会公共利益问题，而非单个效率，单个利益冲突。财政法在东西方社会运作的历史说明，财政的作用空间常常是社会资本介入低效的领域，没有市场的领域。财政政策全面干预社会的时间点大多是战争经济等危机阶段。危机伴随着萧条，事实上危机后并不是没有反垄断政策的，两者常常是相伴而生的。只不过财政政策的覆盖之广，力度之大以及中国反垄断政策的架空或者没有直接发挥惩戒效能实施使得人们忽视了反垄断政策的存在。况且反垄断政策难以根本激发企业的创造力，需要民商法的配合，需要遵循经济规律的国家经济活动辅助。大危机，萧条过后，往往看得见的市场不再存在。大量行业没有活力，私人资本的进入预期渺茫，政府不得不投入财政解决市场乏力问题，同时发挥四两拨千金的效用，带动社会资本的活跃，以期经济复苏。从市场危机发生法律部门发生作用的先后看，理论上，国家干预经济在市场发生问题之后，危机发生反垄断法首先应当解决了市场的竞争活力不足，市场本身处在缺位的状态，既要国家政策也需要国家行动恢复市场信心，以财政职为保证的一系列社会政策得以出台。从这个意义上，反垄断法是先导的，置于谁是主导的，难以判断。主流哲学观点认为所谓的主导标准，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原因在于难以找到涉争问题的利益基点。事实上，因为反垄断法的先导作用和惩戒预防功能常常是以潜在形式存在的，而不以积极的方式，看得见的方式直接对社会关系财政化。相反，财政政策的确先于反垄断政策而发生的事例频频出现。西方社会危机时期财政法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社会财政法的作用更为突出。由此，不能把危机时期财政法的作用扩大到整个西方社会发展阶段的作用树立起主导地位，先导地位，也不能因为中国政府全面干预经济就认为财政法石龙头法。毕竟，中国社会不是金融社会，只是财政社会，这是此次金融危机没能重创中国的根源。况且反垄断法的长期缺位使得财政法的活跃是显而易见的何时，何领域，哪个环节开放市场，如果在早几年甚至几十年减少政府的财政作用中国经济是否更好，至今在经济学界仍有分歧。
此外，从部门法作用的领域看，反垄断法直接作用于竞争领域，解决预防垄断行为带来的竞争不足。财政法主要作用于非竞争领域，保证提供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市场机制无法提供的社会服务，伴随着国有资本与民争利的减少，作为财政投资来源的国有企业，国有股份存在的依据将越来越彰显正当性，国有财政作用的范围将仅限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领域，即使在这些领域，还存在哪些环节民营化的问题。他们的垄断行为同样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即使国家介入竞争领域，也是为了重拾市场信心，发挥国有资本的拉动效应，经济杠杆价值，目的重新激发市场活力的。从这一点出发，反垄断法和财政法既有相对独立的品行，也在功能，运作机理上存在互补的一面。孰轻孰重，谁是主导，无法通过终极价值判定简单结论化。事实不能解读的差异实质，从不同视角出发，透析问题的本质才是科学的方法论。
一言以盖之，逻辑上看反垄断法先导。无论事实层面抑或理论层面，经济法中反垄断法还是财政法究竟谁是主导，无法判断。
三、关于经济法是什么
该文认为从洋务运动至今仍方兴未艾的现代化事业,国家以其有限的财力和组织力,不断汇聚精英、网罗人才和追随者,发展现代产业、事业,将现代化的元素逐渐扩展、累积于神洲各地方、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一项伟业。因此,中国从未有过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分野和对立,经济法与中国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过程和模式是天然吻合的。［8］社会主义现代化伟业的推进必然离不开党和政府的主导，据此认为中国从未有过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和对立是站不住脚的。从商品社会的基本法民法考察，法治的根基并不在于法律本身, 而在于法律在市民社会中的实现, 如果离开了市民社会中人们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模式的存在, 法治也就会丧失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民法的实现方式虽多, 但基本上都依赖于社会的自组织力量, 或许民法实现的司法途径中包含了很强的国家因素, 但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群体, 尤其是如果缺乏一个对于司法充满着信任的群体的话, 那么司法的存在对于法治或许可能是一种抑制的作用。［9］
一般的认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权利典章，是基本法。那么，否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和对立既否认了市民社会在我国存在的事实，也就否认了民法的相对独立地位。况且，本来就是个事实问题，而非价值判断。首先，市民社会主要强调的是个体自由，个体自治，存在的根基在于平等，自主，诚信的社会法则和经济规律的恪守。企业并未排斥在外。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是商品经济社会，社会资源配置统一纳入计划范畴，大量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覆盖了从工商业到农业，促进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其次，计划经济时期，同样存在商品经济关系，存在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经济关系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个体之间运作依据商品原则，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要充分理解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区分商品关系和其他领域的关系。［10］由此，我们只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民法不发达，市民社会不发达而已，力量弱小不足以形成强大的对峙。改革开放以后，市民社会力量不断强大，已经重塑着新的利益格局。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考察。城市化，商业化工业化的法律特色，影响着中国国大一统形势下的联邦行为主义权力模式。中央看似强大，实则无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极不平衡和二元矛盾的困境造就了中央地方关系，城市和农村关系的尴尬，越是到基层，尤其是农村地区，实则是统而不治理的。伴随着中央权力的局部结构性弱化，基层民主力量以相对独立的方式与国家力量在对抗中，妥协中，协商中前不断壮大，市民社会的厚度宽度，密度都得到了拓展。另一方面，社会建设全面推进的现实语境下，国家送法下乡，执法下乡，平等的公共服务的制度供给逐渐强化，不公正的城乡待遇日渐消除。城乡良性互动逐渐形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张力始终为维持进展于缓和的平衡点而努力。目前，中国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适当分离的。那么,中国从未有过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分野和对立没有事实依据。
作者进一步认为,仅着眼于市场机制、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还不是真正的经济法,就此而言,反垄断法与民商法并无本质区别。在笔者看来，经济法作用的对象从主体角度是市场主体和国家，从实体层面是宏观经济主体。逻辑起点和终极目标必然是市场机制、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现实的情况是，国家常常浑浊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依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比如逆市场规律补贴，干预单个物价，越干预越糟糕等等。在诸多市场领域，非市场化环节制造大量人为矛盾，要么与民争利，要么难以抗争既得利益群体，自始基于一种基本假设：国家管比市场主体自治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保护竞争等价值层面反垄断法与民法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反垄断法强调总体效率，民商法以每一个个体自我价值最大化实现为目标。为个体的利益最大化提供民主和自由，只是无法解决市场整体的效率，超出意思自治范围内的不效率，甚至损效率而减损或可能减损第三人社会乃至国家利益时反垄断法才介入。所以，民法和反垄断法都是作用于市场的，前者旨在激发每一个社会主体的活力，以对创造成果的充分保障为尊重。后者旨在保证社会整体竞争效率，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践行消费者主权为己任。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反垄断法的产生较好的诠释了市场的真正失灵，中国的反垄断法自始走向了反自己的谬论。反垄断法既授权政府干预经济，有约束职责范围，还与大量的行政垄断斗争。如果说反垄断法最终为了市场机制作用的良性发挥，财政法同样作为国家干预之法，又何尝不是呢？那么，不能简单的说，从着眼于从市场角度，反垄断法与民商法无本质区别。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就争议问题得如下结论：
其一，科学界定‘龙头'的概念内涵，准确把握两法关系。
其二，强调经济宪法旨在说明民主，自由等宪政理念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反垄断法不直接具有宪政功能。
其三，理论上讲反垄断法是先导的，无论事实层面还是理论层面，经济法中反垄断法还是财政法究竟谁是主导，无法价值判断。
其四，中国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适当分离的。不能简单的认为，从着眼于从市场角度，反垄断法与民商法无本质区别。
参考文献：
［1］史际春 ，宋槿篱．论财政法是经济法的龙头法［J］．中国法学，200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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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77.
司法部关于执行《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
司法部
司法部关于执行《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
第73号
《司法部关于执行〈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已经2002年6月25日部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
部长张福森
2002年7月4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执行《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简称《条例》），履行司法行政部门对中国境内的外国法律服务活动的管理职责，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外国律师事务所，是指在我国境外合法设立、由外国执业律师组成、从事中国法律事务以外的法律服务活动，并对外独立由其全部成员或部分成员承担民事责任的律师执业机构。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外国政府、商业组织和其他机构中的法律服务部门；
（二）不共享利润、不共担风险的二个或二个以上外国执业律师或律师事务所的执业联合体。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外国执业律师，是指合法取得外国律师执业资格、在执业资格取得国获得该国法定执业许可的人员。
第二章代表处的设立和注册
第四条《条例》第七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在华设立代表机构开展法律服务业务的实际需要”，应当根据下列因素认定：
（一）拟设代表处住所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二）拟设代表处住所地法律服务的发展需要；
（三）申请人的规模、成立时间、主要业务领域和专业特长、对拟设代表处业务前景的分析、未来业务发展规划；
（四）中国法律、法规对从事特定法律服务活动或事务的限制性规定。
第五条《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该外国律师事务所主要负责人签署的设立代表机构、派驻代表的申请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拟设代表处的中文名称和外文名称，拟驻在城市名称；
（二）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开业时间、律师人数、合伙人人数、业务领域、主要业绩、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处情况、与中国有关的业务活动、总部地址和通讯方法等；
（三）申请人的组织形式和承担法律责任的形式；
（四）申请人购买执业风险保险的金额和范围；
（五）对拟设代表处业务前景的可行性分析和发展计划，拟设代表处的主要业务范围；
（六）对拟设代表处及其拟派驻代表在中国境内从事法律服务活动承担全部民事责任的承诺；
（七）对所提供的信息、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及中文译文与原文一致的承诺；
（八）对申请获得批准后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规章的承诺；
（九）对申请获得批准后将为代表处及其派驻代表持续购买符合要求的执业风险保险的承诺。
第六条提交《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该外国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协议或者成立章程”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由主要负责人签署的介绍合伙协议、股东协议或者章程中涉及签订时间、发起人、组织形式、法律责任形式等内容的文件材料。
第七条按照《条例》第八条第三款规定提交的文件材料，应当附中文译文，按正、副本形式分别装帧成三份。
第八条拟设代表处的外国律师事务所的中文译名不得使用中国法律、法规、规章禁止或限制的名称，不得使用可能使公众产生误解的文字。
第九条申请设立代表处，应当有拟派驻的一名首席代表和拟派驻的若干代表。
第十条申请增设代表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在华最近设立的代表处连续执业满三年；
（二）已经设立的各代表处及其代表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规章，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没有被追究《条例》规定的各项法律责任。
前款第一项规定的连续执业时间，自代表处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首次办理开业注册之日起计算。
第十一条申请增设代表处，除应当提交《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已设立的各代表处的基本情况；
（二）已设立的各代表处的《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三）已设立的各代表处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出具的符合本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的证明文件。
以上材料应当附中文译文，按正、副本形式分别装帧成三份。
第十二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设立代表处的材料后，应当根据下列情形予以处理：
（一）申请材料齐全的，按照《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办理；
（二）申请材料不齐全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5日内通知申请人补充材料。申请人在首次提交申请材料之日起3个月内补齐材料的，按照前项规定办理；申请人在首次提交申请材料之日起满3个月未能补齐材料的，应当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于15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十三条司法部收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报送的申请人申请材料和审查意见后，应当在6个月内作出决定，对许可设立的代表处发给执业许可证及副本，并通知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对其代表发给执业证书；对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第十四条申请人应当自执业许可证书签发之日起30日内，持副本到代表处住所地技术监督、公安、劳动、银行、税务和中国驻外使领馆等部门办理登记和代表工作签证等手续。
第十五条申请人应当在办结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手续后30日内，到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办理开业注册，并交纳注册费。
办理开业注册手续，应当提交下列材料的复印件：
（一）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执业许可证（副本）；
（二）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处代表执业证；
（三）经过公证的办公场所证明，包括产权证明、房屋租赁协议（期限应当在1年以上）。
超过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时间未办理开业注册的，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执业许可证和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处代表执业证自行失效。
第十六条未办理开业注册手续，代表处不得开展法律服务。
第十七条代表处办理年检注册，除提交《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材料外，还应当提供经公证、认证的派驻代表执业资格取得国的律师管理机构出具的下列文件材料：
（一）代表处代表上一年度没有受过刑事处罚和没有因违反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受过处罚的证明材料；
（二）代表处及其代表有效的本年度执业责任风险保险文件复印件。
第十八条代表处及其代表通过年度检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应当办理代表处和派驻代表的年度注册，并收取注册费。
第三章代表处的变更和注销
第十九条设立代表处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代表处应当向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备案：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总部住所、主要负责人变更的；
（二）律师事务所合并、分立的。
第二十条代表处变更中、英文名称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应当向代表处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提交其主要负责人签署的申请书和有关的文件材料。司法厅（局）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5日内提出审查意见报司法部。司法部应当自收到审查意见之日起15日内办理核准手续。
代表处持司法部核准通知，到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和有关部门办理相关变更手续。
第二十一条外国律师事务所申请注销代表处的，应当向代表处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提交其主要负责人签署的申请书。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将审查意见报司法部，司法部应当自收到审查意见之日起30日内办理核准手续。
第二十二条代表处自收到司法部核准注销通知之日起，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债务清偿完毕前财产不得转移。
对被注销的代表处，应当收回其执业许可证及其副本和代表执业证，并由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予以公告。
第二十三条代表处被注销后，债权人有权就尚未清偿的债权向外国律师事务所追偿。
第二十四条具有《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三项情形之一的，代表处应当自所属的律师事务所解散或注销之日起三个月内报告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由司法厅（局）报司法部撤消其执业许可证，并根据本规定办理注销手续。
第二十五条代表处因特殊情况需要休业的，所属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应当向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提交其主要负责人签署的申请书，经核准后，公告休业。
代表处休业期限不超过1年。超过1年的，视为自行注销。
第二十六条申请将代表处迁往其他城市的，由该外国律师事务所向拟迁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提出申请，经审查后，报司法部核准。
代表处持核准通知，按规定办理相关注销和注册手续。
第四章代表的派驻和变更
第二十七条代表处派驻或变更首席代表、派驻代表，应当符合《条例》第七条第二项的规定。
执业资格取得国律师协会会员，是指执业资格取得国法定的全国性或地区性律师行业组织成员。未设立律师行业组织的，可以是在执业资格取得国律师管理机构登记注册的人员。
境外执业时间，是指在执业资格取得国获得律师执业许可后，在该国法定律师注册登记机构进行律师执业注册登记的时间，包括在中国单独关税区的执业时间。境外执业时间可以累计计算。
相同职位的人员，是指在事务所经营管理、利润分享和风险分担方面与合伙人具有相同权利义务的执业律师。
第二十八条外国律师事务所派驻或变更首席代表、派驻代表，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该外国律师事务所主要负责人签署的申请书。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拟派驻或变更首席代表、派驻代表的基本情况；
2．拟任职务、期限；
3．符合《条例》第七条第二项规定的承诺；
4．对所提供的信息、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及中文译文与原文的一致性的承诺；
5．申请获得批准后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规章的承诺；
6．申请获得批准后将为其持续购买符合要求的执业风险保险的承诺。
（二）《条例》第八条第四至七项规定的各项材料；
（三）拟任代表的执业风险保险文件复印件；
（四）拟任代表的身份证明。
前款第二、三项规定的材料，应当经公证、认证。
上述申请材料应当附中文译文，按正、副本形式分别装帧成三份。
第二十九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对外国律师事务所提交的拟任代表的申请材料，应当根据下列情形予以处理：
（一）申请材料齐全的，按照《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办理；
（二）申请材料不齐全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5日内通知申请人补充材料。申请人在首次提交申请材料之日起3个月内补齐材料的，按照前项规定办理；申请人在首次提交申请材料之日起满3个月未能补齐材料的，应当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于15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三十条司法部收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报送的外国律师事务所申请材料和审查意见后，应当在6个月内予以核准，不予核准的，书面告知理由。
代表处持核准通知，到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领取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处代表执业证，并到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第三十一条具有《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情形之一，司法部撤消代表执业证的，代表处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应当收回其执业证书，注销其执业注册，并予公告。
第五章执业规则
第三十二条下列行为，应当认定为《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中国法律事务”：
（一）以律师身份在中国境内参与诉讼活动；
（二）就合同、协议、章程或其他书面文件中适用中国法律的具体问题提供意见或证明；
（三）就适用中国法律的行为或事件提供意见和证明；
（四）在仲裁活动中，以代理人身份对中国法律的适用以及涉及到中国法律的事实发表代理意见或评论；
（五）代表委托人向中国政府机关或其他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办理登记、变更、申请、备案手续以及其他手续。
第三十三条代表处及其代表根据《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提供有关中国法律环境影响的信息时，不得就中国法律的适用提供具体意见或判断。
第三十四条根据《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代表处应当设立银行人民币账户和外汇账户，接受境内客户的汇入款项。
代表处应当按照中国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办理税务登记，履行纳税义务，可以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领购发票。
第三十五条代表处聘用中国籍辅助人员的，应当与住所地外国企业服务部门办理聘用关系，并到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领取雇员证。
第三十六条代表处聘用外籍辅助人员的，应当按照外国人在华就业的有关规定，向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提出申请，经许可后，到有关部门办理就业和居留手续。
第三十七条代表处进行宣传，应当遵守下列规则：
（一）向客户表明可以在中国境内从事业务的，应当同时表明其不具有从事中国法律服务的资格、执照或能力；
（二）向客户声明具有中国律师资格或曾经担任中国执业律师的，应当同时声明其现在不能作为中国律师执业；
（三）在信笺、名片上进行上述宣传的，应当有本条第一、二项规定的声明。
第三十八条代表处代表及其辅助人员不得以“中国法律顾问”名义为客户提供中国法律服务。
第三十九条代表处及其所属的律师事务所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直接或间接地向中国律师事务所投资；
（二）与中国律师事务所或中国律师组成共享利润或共担风险的执业联合体；
（三）建立联合办公室或派员入驻中国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服务活动；
（四）管理、经营、控制或享有中国律师事务所的股权性权益。
第四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聘用中国执业律师：
（一）与中国执业律师达成雇佣或劳务协议；
（二）与中国执业律师形成事实上的雇佣或劳务关系；
（三）与中国执业律师达成共享利润、共担风险或参与管理的协议；
（四）向中国执业律师个人支付报酬、费用或业务分成；
（五）聘请中国执业律师以代表处所属的律师事务所或代表处的名义对外从事业务活动。
第四十一条代表处应当就被投诉的行为进行澄清和说明。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二条代表处应当在办公场所显著位置悬挂《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执业许可证》。
代表处应当在办公场所设置标牌，标牌上书写完整的中英文名称。
第四十三条《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处执业许可证》由司法部印制、颁发。
《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处代表执业证》和《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处雇员证》由司法部印制，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发放。
第四十四条《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处执业许可证》、《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处代表执业证》、《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处雇员证》，除发证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可以扣留或吊销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缴、扣押和损坏。
第四十五条代表处执业许可证及其副本、代表执业证和雇员证不得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
违反前款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代表处执业许可证和代表执业证遗失的，经公告声明后，方可申请补领。
第四十七条本规定自二○○二年九月一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