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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商业秘密管理的若干问题讨论

唐青林


　　一.招聘员工时应避免侵犯其他企业商业秘密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才流动是当下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人才流动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人才这一生产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人才的创新积极性。但伴随着人才的流动，出现极少数员工为了所谓的大好前途，带着原单位的商业秘密去“投奔”与原单位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
本书作者研究了中国数百起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发现原单位控告跳槽员工与接收跳槽员工的企业侵犯其商业秘密的案件不胜枚举，其中部分接收跳槽员工的企业是在不经意间或因失误而被卷入商业秘密侵权纠纷的风波。
　　企业应该如何招录跳槽员工，并于录用该如何规范员工的行为，才能尽量避免侵犯其他企业的商业秘密呢？
　　是否录用跳槽员工，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企业侵犯其他企业商业秘密的门槛，即录用掌握了其他企业商业秘密的员工，就给录用企业埋下了侵犯其他企业商业秘密的隐患。因此，在招录阶段，企业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对跳槽员工重点进行审查，以免埋下商业秘密侵权的祸根。
　　首先，在录用前对应聘员工进行摸底调查，了解其基本资料。包括履历的真实性、个人经济状况、个人背景、在原单位的职务以及离职原因等基本情况，分析侵犯商业秘密的风险。例如录用一个与企业具有竞争关系单位的企业技术部门主管，其侵犯原单位商业秘密的可能性就较大。
然后，详细考察应聘员工的道德素质。如果应聘者道德素质低下、日常生活中无诚信可言，那么企业应考虑其侵犯商业秘密的可能性大。
　　企业还可以在招聘过程中对员工进行保密教育，宣传该企业的保密制度，提高应聘员工的保密意识，同时使其充分感受到企业重视合法获得和合理利用商业秘密的程度。
　　在应聘员工拿出一项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作为提高其录取率的筹码时，企业应该高度警惕并认真审查，既不能随便否认其合法性，错失良机；也不能一看到有价值的信息，不问明来源而直接接收并使用。企业应该认真审查该信息来源是否合法、是否为员工合法拥有、使用该信息是否将构成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等。

　　二. 劳动合同约定不使用被聘用人掌握的他人商业秘密并不能免责
　
　　实践中，不时会出现组织或个人与被聘用的人在合同中约定不使用被聘用人掌握的他人的商业秘密的情形。其中有些组织或个人确实是本着遵纪守法的目的与被聘用人约定该条款，主要是为预防被聘用人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非法为其谋取利益，导致卷入商业秘密侵权风波，造成不良影响。
但是，也有一些组织或个人贪图简便，没有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思想上不成熟，自以为只要约定不使用被聘用人掌握的他人商业秘密，即使日后使用了，也可以免责。甚至也不乏组织或个人打着合法的旗号，实质上是为其侵权行为寻找合法的借口，规避法律责任。
　　合同中约定不使用被聘用人掌握的他人的商业秘密能否避免责任，我国法律还未明确作出规定。但根据我国立法的基本精神，如果认可了企业与被聘用的人在合同中约定不使用被聘用人掌握的他人的商业秘密能避免侵权责任，则相当于认可了企业可以打着不侵犯商业秘密的旗号，为其侵权行为寻找合法的借口，以规避法律责任。必定会打击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助长恶性竞争，严重影响市场的竞争秩序。因此，即使企业与被聘用的员工在合同中约定了不使用被聘用人掌握的他人的商业秘密，也不能当然的成为组织或个人侵权的免责事由。
　　我国《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业秘密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苏高法审委[2004]3号）第十五条明确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与被聘用人在合同中约定不使用被聘用人掌握的他人商业秘密的，不能当然地成为法人或其他组织侵权免责事由。
　　应当注意，如果与被聘用人在合同中约定了不使用被聘用人掌握的他人的商业秘密的组织或个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确实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且被聘用人提供的有关该商业秘密的文件，让其有理由相信被聘用人应为该商业秘密的合法所有人，则不应该认定该组织或个人侵权。

　　三. 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不以支付保密费为前提

　　很多人都会产生一个误区：依据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履行了保密义务，就必须享有相应得权利，认为履行保密义务应该获得保密费。
　　其实不然，商业秘密与其他知识产权一样，是一项绝对权，权利人之外的所有人都是义务人。保密义务是一种消极义务，义务人只需不作为便可以达到履行义务的效果，并不会因此受到任何的损失。因此，商业秘密权利人要求知悉其商业秘密的人履行保密义务并不以支付保密费为前提。
我国法律并未规定商业秘密权利人应该对履行保密义务的另一方支付保密费。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商业秘密权是法律创设的权利，而非合同创设的权利。因此，保密义务并不以支付保密费为履行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讲，无论权利人是否支付保密费，义务人都必须依法履行保密义务，否则可能被追究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责任。
　　同时，对该问题，一些地方司法文件和地方性法规作出了明确规定，明确了保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提高了现实的可操作性。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业秘密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苏高法审委[2004]第3号）第十三条规定，保密义务不以义务人是否同意或权利人是否支付对价为前提。《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企业员工或者业务相关人应当保守其所知悉的企业技术秘密。企业可以通过发放保密费等方式向员工提出保密要求。
　　由于法律并未强制规定商业秘密权利人为他人履行保密义务支付保密费，因此合同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是否支付保密费。若合同中明确约定支付保密费，则权利人必须履行该合同义务，否则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在实践中，很多企业都对企业掌握核心商业秘密的员工支付保密费，主要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促使义务人自觉履行保密义务；二，当发生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时，可以比较直观地证明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作为一项非常有利的证据使用。

　　四. 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期限

　　任何义务的履行几乎都有一个期限。我国至今还未制定统一的商业秘密保护法，有关商业秘密的基本法律也未明确规定如何确定保密义务的期限，但根据《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劳动者对单位的忠实义务，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属于法定的义务，权利人与义务人即使没有约定保密期限，只要该项商业秘密未被公开，仍然具有经济价值，且权利人对其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商业秘密，则知悉该商业秘密的单位和个人就应当继续履行保密义务，直到该项商业秘密公开为止，即当事人保密义务的期限与商业秘密的存续期限相同。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依约定。
　　各地方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在不违背立法原则和上位法的前提下，对商业秘密的保密期限作出了不同的规定。
　　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业秘密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苏高法审委[2004]第3号）第十四条规定，保密义务的期限与商业秘密存续的期限相同。《广东省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在技术秘密保护期限内，劳动合同终止的，当事人仍负有保护技术秘密的义务。《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保密期限为技术秘密的存续期。在保密期限内，员工和业务相关人负有保密义务，但该技术秘密已经公开或者另有约定的除外。第十四条规定，企业可以根据技术秘密的生命周期长短、技术成熟程度、技术潜在价值大小和市场需要程度等因素，自行确定其密级和保密期限。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宁波市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第九条　企业可以根据技术的生命周期、成熟程度、潜在价值和产品市场需求等因素，自行确定技术秘密的密级和保密期限。《珠海市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第十条　企业可以根据技术的生命周期、成熟程序、潜在价值和产品市场需求等因素，自行确定技术秘密的保密期限；没有确定的，保密期限为10年。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关于如何确定保密义务的期限，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当事人自行确定保密期限。保密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参考以下四个因素的前提下，自行确定一个合理的、确定的保密期限：技术秘密的生命周期长短、技术成熟程度、技术潜在价值大小和市场需要程度；
　　（2）当事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本地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依法律规定确定保密期限；
　　（3）当事人双方没有约定保密期限，当地法律法规也没有明确规定，时，义务人的保密期限应该与商业秘密的存续期限相同。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盗窃汽车牌照敲诈钱财如何定罪

刘同庆

近年来，许多地方发生了撬盗汽车牌照索取钱财的案件。这类案件，犯罪嫌疑人首先撬盗被害人汽车号牌，并留下写有联系方式的纸条，敲诈车主小额钱财。这类案件犯罪嫌疑人多数在短时间内疯狂作案，危害比较严重。对此类案件的处理，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有以敲诈勒索罪处理的，有以盗窃罪处理的，也有以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处理的。
一、类案简介：
犯罪嫌疑人庞某于2008年6月17日至19日夜间，至江苏省海安县新宁小区窃得8辆汽车上的牌照，并在被盗汽车挡风玻璃上留下联系电话号码，让受害人向其指定银行账户存入100-300元不等的钱款，进行敲诈勒索，共计敲诈得款人民币2180元。经鉴定，8辆汽车牌照办理费用共计人民币4400元。后庞某在海安县海安镇继续盗窃牌照时，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
二、本类案件的争议焦点：
笔者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汽车牌照是否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盗窃汽车牌照是否属于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的问题。
三、主要分歧意见及评析
第一种意见：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庞某盗窃他人汽车牌照的目的是要利用所盗窃的牌照敲诈牌照所有人的钱财，属于敲诈勒索的行为，其敲诈得款累计达到2180元，虽然未达到江苏省规定的敲诈勒索罪的追诉标准（敲诈勒索得款人民币3000元），但其在短期内连续作案，属于敲诈勒索情节严重的行为，故对犯罪嫌疑人庞晓飞应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犯罪嫌疑人庞某先后盗窃4辆汽车牌照，办理费用价值人民币4400元，已达到盗窃罪的起刑点(江苏省规定的盗窃追诉标准为人民币1000元)，且其在短期内多次实施盗窃，故应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种意见：庞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分析如下：
1.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庞某虽然在客观上实施了盗窃车牌的行为，但其主观上是要利用这些车牌来要挟车主用钱赎回车牌，而不是将车牌占为己有，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其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盗窃罪；
2.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要挟等手段，强行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庞某虽有敲诈勒索的行为，但其敲诈所得数额并未达到法定的追究标准，故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更有人提出，就算其敲诈总额达到法定追究标准，但因其并不存在单次敲诈勒索的数额达到法定追究标准的情形，其敲诈所得数额需多次累加后才能达到法定追究标准。而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对敲诈勒索类案件各次作案数额予以累计，或在多长时间内予以累计，因此，累计各次的数额作为敲诈勒索犯罪数额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只要实施了敲诈勒索的行为就可以累计计算数额。按照“罪刑法定”原则，任何行为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时候才能认为是犯罪。故庞某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第四种意见：庞某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分析如下：
1.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是指秘密窃取国家机关证件的行为，本罪的犯罪对象--汽车牌照—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理由如下:
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1998年联合发文《关于查处盗窃、抢劫汽车案件的规定》第七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汽车牌证及汽车入户、过户、验证的有关证明文件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也就是说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处罚，从该规定可已看出汽车牌照属于国家机关证件。
⑵ 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1999年联合发布的《关于自行车牌照应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的讨论纪要》，自行车牌照应当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同理，举轻以明重，汽车牌照亦应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
根据以上分析，将盗窃汽车牌照认定为盗窃国家机关证件，应当不存在异议。
2.本案属牵连犯
牵连犯，是指其犯罪行为存在目的与手段之间存在牵连关系，即犯罪的目的和手段触犯了两个罪名。本案中，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车牌和敲诈勒索钱财两个行为，其中盗窃车牌是手段，敲诈勒索钱财是目的，两行为间具有目的和手段的牵连关系，属于牵连犯，在两个罪名均成立的情况下，应按牵连犯理论从一重罪处罚，即以盗窃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处罚。
第五种意见：庞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1.汽车牌照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
2.其数额未能达到盗窃罪或者敲诈勒索罪的入罪标准。
笔者倾向于支持第五种意见，即根据现行刑法，庞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1.庞某不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原因是汽车牌照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
认为汽车牌照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的依据是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并实施的《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汽车案件的规定》第七条：伪造、变造、买卖汽车牌证及汽车入户、过户、验证的有关证明文件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有些省区也有相类似规定，如江苏省就将自行车牌照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据此，汽车牌照被认为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甚至有法院据此作出了相应的判决。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1)所谓“证件”指国家机关制作并颁发的用以证明身份、权利义务关系或有关事实的凭证，主要包括证件、证书。即只有可以证明持有者的身份的才是证件，而“汽车牌照”作为政府颁发的行车凭证，并不能证明车辆所有人的身份，其仅是一种交通标识，不能涵盖在证件的定义之内。
(2)认为“汽车牌照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与刑法有关规定矛盾。我国刑法对“汽车牌照”的属性有明确界定。刑法第二百八十一条规定“非法生产、买卖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警械，情节严重的”的行为构成“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罪。”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的行为构成“非法生产、买卖军用标志罪”。该两条刑法条文均将车辆号牌明确定位为专用标志，而没有直接界定为“国家机关证件”，从而规定在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中。据此可看出，在刑事立法上，“警用车辆号牌、武装部队车辆号牌”均没有作为国家机关证件，而是作为专用标志来看待，那么普通车辆号牌也只能作为普通车辆的标志，而不能作为普通车辆的证件来看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律概念的统一性。
(3) 依据最高法《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最高检《司法解释工作规定》，1998年《规定》仅是“两高”与其他部委联合制定的司法文件，不属于司法解释。而“两高”2007年发布的《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汽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汽车行驶证、登记证书，累计三本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最高司法机关对该条的理解是：汽车在交易过程中，涉及各种不同的证件，包括汽车来历凭证、整车合格证、号牌、行驶证、登记证书以及有关汽车的其他证明和凭证。从证件属性看，有关汽车的证明和凭证中，只有行驶证、登记证书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的范畴，其他证明和凭证则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的范畴。考虑到刑法第二百八十一条、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分别将非法生产警车号牌、军车号牌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没有将非法生产一般车辆号牌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因此，《解释》没有将伪造、变造汽车号牌等其他证件的行为解释为犯罪，而仅仅将非法提供或者出售汽车其他证件的行为解释为依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刑事责任。据此可见，2007年《解释》将汽车牌照明确排除在汽车“证件”之外。2007年《解释》的法律位阶明显高于1998年《规定》，在两者冲突时，应严格执行《解释》，即将普通汽车牌照排除在汽车“证件”之外。
(4) 虽然1998年《规定》对证件的内涵作了扩张性解释，但这种解释仅针对伪造、变造、买卖汽车牌证的情形，而没有针对盗窃汽车牌照的情形，并没有将盗窃汽车牌证的行为纳入该规定，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我们显然不能突破罪刑法定的原则对此而进行类推解释，以不适当的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汽车牌照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盗窃汽车牌照的行为也不能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
2.庞某的行为属于属于盗窃罪和敲诈勒索罪的牵连犯，但不构成盗窃罪或者敲诈勒索罪。
本案行为人庞某实施了盗窃车牌和敲诈勒索钱财两个行为，其中盗窃车牌是手段，敲诈勒索钱财是目的，两行为间具有目的和手段的牵连关系，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根据法学理论，本案中庞某虽有秘密窃取车牌的行为，但其所盗窃数额没有达到法定追究标准。虽然制作车牌需要工本费，申办车牌需手续费，但不能简单地将车牌制作工本费或申办车牌手续费作为车牌的价值。车牌作为一种标志，其只有在和相应车辆配套使用时才具有价值，否则就只是一块普通的铁。所以庞某所盗窃的车牌数额并没有达到法定的追究标准，不构成盗窃罪。同时，因其敲诈勒索数额也未达到法定追究标准，也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综上，笔者认为庞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四、建议
在司法实践中，撬盗车牌讹诈车主钱财的案件，因为案值较低，根据目前的刑事法律，往往无法追究作案人的刑事责任，以至此类案件呈现上升、多发之势。但此类行为社会影响十分恶劣，在行为人敲诈勒索财物达不到入罪标准时，有必要将此类行为入罪，以形成强大的法律震慑作用，严厉打击此类行为，保护社会利益。
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1.盗撬汽车号牌，敲诈勒索他人财物，累计数额达到人民币2000元以上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2.盗撬汽车号牌，汽车号牌的价值以办理号牌时所需工本费和手续费计算。
3.盗撬他人汽车号牌，未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或者未达到敲诈勒索罪、盗窃罪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一）累计盗撬他人汽车号牌3副以上的；
（二）盗撬他人汽车号牌，造成他人财产直接损失累计达到人民币1000元以上的。


〔作者简介：刘同庆（1977-），男，安徽省安庆市人，三级检察官，法律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