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我国司法审判权监督的缺陷及产生的原因


对司法审判权行使的法律监督，是指具有法定监督职责的部门或个人，在法治的框架内、依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对法院和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所进行监察和督促。当前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法制的不完善,司法审判权的监督也愈发显现出它的不足。笔者在此就当前审判权监督的现状发表自己的几点拙见，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二、审判权监督的现状。
1、审判权监督的缺陷
长期以来，在我国，法院被视作行政机关，法官等同于一般公务员，相应地，对法院和法官的监督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的监督制度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对行政机关和一般公务员监督的机制和手段，行政化色彩浓厚，缺乏法官职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随着法院和法官职业在社会生活中的主要性日益增强，导致大众关注度不断提高，而且由于法院不适应历史发展需要的努力与社会期望之间存在较大的落差，导致了加大对法院和法官的监督力度的呼声高涨。因此，出现了方方面面齐监督的状况。仅从现时对法院和法官监督主体的广泛性上就可以得到证明：除法律规定的监督主体外，还有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政协领导和有关部门，各级法院领导、当事人及大众媒体等等，他们都在对审判权进行着积极的监督。这些监督主体的监督内容主观、随意，缺乏法律规范性，客观地说，这些监督大多初衷良好，或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或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或是为了为民排忧解难、或是为了揭露不公正等，但是监督的结果往往走向监督者初衷的反面。
在人大监督方面：当前，一些地方人大相继制定了关于个案监督的工作条例，但由于认识不够统一，操作不够规范，随意性较大，问题较多。有的地方人大个案监督过多，动辄调卷审查，或者直接通知案件承办人去汇报案情，或者邀请法律专家和老司法工作者对提出个案监督的案件进行咨询、研讨，或者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召开有律师参加的座谈会，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讨论。有的人大在评议法院工作时，要求法院将近几年来办的所有案件送去检查，或者提出个案监督，由法院答复；有的地方人大机关和人大代表不遵守全国人大关于先使监督的规定，变组织监督为个人监督，或者以代表身份为本人亲属涉讼案件以监督者形式干预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
在党政领导监督方面：有的地方和部门的领导片面地把执行法院生效判决与发展经济、维护稳定对立起来，为了保护本地区、本部门的局部利益，对涉及当地利益的案件，打招呼、定调子、批条子，要求法院对这些案件进行审查，有的地方和部门领导规定法院查询、冻结、划拨存款需要经其批准，规定不许法院受理或执行本地欠外地债款的案件，对法院贪污冻结企业存款时，强令法院结冻。
在媒体监督方面：有的媒体对一些尚未起诉到法院的刑事案件过度渲染、罗列种种所谓“犯罪”事实和情节，在有关领导和社会公众中造成很深的印象；有的媒体对法院正在审理或作出裁判的案件，或进行夹叙夹议论式报道，或仅凭主观臆断便横加指责，给法院公正审判带来压力和影响；有的新闻记者往往有意无意地站到一方当事人的立场去，发表片面观点；还有个别新闻记者受一方当事人之邀，图一时之利，按照当事人的意图撰写不实之词，误导社会舆论；有的新闻单位在自己败诉后，利用掌握和控制的舆论工具发表言论，指责法院判决不公。
在检查机关监督方面：滥用抗诉权，使民行抗诉案件大量上升，抗诉程序失范。
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监督：因不当行使监督指导权的现象比较普遍；甚至有个别人以上级法院的名义干预下级法院审判权的正当行使。
在法院内部之间的监督：审判监督庭的人员配备不到位，在纠正本院裁判时，容易产生“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有损法院形象、不利于单位内部团结等思想；合议庭流于形式，其成员不全部到庭认真参审或不参加案件合议，使合议庭成员之间失去了制约；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成员的回避制度不能发挥应有作用。
2、审判权监督弊端所带来的问题
使依法独立审判权力受到干扰。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方方面面监督的存在，使法院无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使依法裁判缺乏威信。由于领导个人监督和媒体随意监督存在，使案件当事人似乎发现了一种高法律的东西，形成了上诉不如上访，找法官不如找记者的局面。
法官职业的神圣和尊荣感丧失。我国法官被定位在大众化职业上，缺乏特别的职业保障，因此，法官可以受到随意监督、随意追究和随意处置。这在法制健全的国家是不允许的。这样一来，我们的法官本为就很稀薄的神圣感就俞发丧失殆尽，对于没有了尊严感的人又如何要求他表现良好？
3、审判权监督缺陷产生的原因
人大监督的目的不明，方式欠妥。地方人大监督的实践大多是纠正个案为目的。但人大没有力量也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更不应当将主要精力耗费在解决一些具体的案件上，而放弃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职责。
各级党政领导“衙门”观念根深蒂固，且法院在人、财、物等方面还领带这些部门或个人。
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活动，尚无法律依据和统一规范，有的新闻单位片面理解新闻自由，没有摆正舆论监督者的位置。另外司法活动的过度封闭也是造成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报道不实的原因之一①。
检察机关对审判监督在制度设计上不合理：检察机关对法院的生效判决抗诉，其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与司法裁判的专有属性相冲突；其次检察机关对再审启动的公权化与当事人处分相冲突，违背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侵犯了当事人的处分权②。法定的四种提起诉讼的情形过于笼统，不易操作，抗诉弹性极大容易导致检察机关抗诉权的滥用。
上下级法院之间在审判业务上还不是完全独立，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另外个别基层法院对审判监督工作重视不够，法院审判监督注重实体方面，轻视程序不公。
参考文献：
①参见李修源“关于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两个话题”载《人民司法》2003第八期。
②参见“审判监督制度改革与有条件三审终审制的构建”载《人民司法》2003第二期。


作者: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黄小红、黄汝生


谈谈一起供电企业收取用电押金案件的争议

徐州工商局 史楠 soto_shinan@yahoo.com.cn


目前，我市某直属工商局正在查办一起供电企业收取用电押金涉嫌限制竞争行为的案件。在此笔者对本案引起的争议谈谈自己的看法，希望对工作有所裨益。
【案情简介】
该案当事人某供电企业向申请用电的非居民用户收取“用电押金”后方予供电，否则不予供电。当事人收取“用电押金”没有用于抵顶电费和滚动结算，而是长期占有，直至该用户终止用电时方准予退还。
【案件争议及分析】
一、限制竞争行为的判定依据
公用企业的垄断地位是自然行成和依法占有的，它的每一经营行为都是在其垄断地位上作出的，我们反对的并非这种借助垄断地位的经营行为，而是滥用其垄断地位的经营行为。也就是说，使用和滥用都是借助了其垄断地位，关键是如何界定的问题。通常有两个依据，第一是从强制交易的角度，看交易行为是否违反了用户的自愿原则。第二是从“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所依之法上来判断。公用企业实施了法定独占行为是合法的，“滥用独占地位”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必须不属于法定的独占经营的行为才属于违法行为。
二、争议之一，用电押金的性质
用电押金是什么？争议一方认为是定金，另一方认为不属于定金。
《担保法》中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应当约定交付定金的期限。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可见定金是保证的一种方式，是保证人对债权人承担的一项义务。
本案中的用电押金在约束用电一方履行电费债务方面，与定金的作用相同，但笔者认为，用电押金不能认为是担保法中的“定金”。原因是定金义务的设定是由当事人双方书面约定的，而用电押金这项义务的设定是否可以由供用电双方自由约定？答案并不一定。笔者认为，用电押金的实质要从其双方的实际权利义务和产生过程来分析。
实际上，用电押金只是通俗叫法，其实应是电费保证金。原能源部和财政部于1989年12月发布了《实行电费、电表保证金制度的暂行规定》规定：为了保证国家电费的回收，保障电度表资产的安全，特实行电费、电表保证金制度。电费、电表保证金是由用户存出，交供电部门分别用作电费债务和电度表资产无偿使用的一种担保资金。用电户因被撤消、解散、破产或其他原因未能履行供电协议(合同)而发生拖欠电费债务时，供电部门有权将该用电户存出的电费保证金抵作价款，用电户偿清电费债务后，供电部门应将抵作价款的保证金退存该用电户。通过该规定可以看出，上述电费保证金与本案中的用电押金的权利义务是一致的，用电押金实际是一种保证金，是作为用户偿还电费债务的担保资金。
继《暂行规定》之后，1995年12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没有关于电费、电表保证金的规定，其中第42条规定：“用户用电增容收费标准，由国务院物价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制定。”1996年4月发布的《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也没有关于电费保证金的规定，其中第23条规定：“申请新装用电、临时用电、增加用电容量、变更用电和终止用电，均应当到当地供电企业办理手续，并按国家有关规定交付费用；供电企业没有不予供电的合理理由时，应当供电。”1996年10月电力工业部发布的《供电营业规则》第82条有电费、电表保证金的规定，但只是说：“用户应按国家规定向供电企业存出电费保证金。”从这些个规定来看，第一，电费、电表保证金收取和取消对象包括所有用户；第二，是否收取电费保证金应由国家规定。
1999年，《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关于利用价格杠杆促进电力消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1999］2189号）明确规定：“认真落实《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关于停止执行买用电权等有关规定的意见》（国发［1998］32号）的精神，坚决停止执行控制非生产用电、超计划用电加价和买用电权等政策；取消省及省以下各级人民政府和电力企业自行征收的电力增容费；取消电力企业向用户收取的电费保证金和电度表保证金。”此规定取消了供电部门收取的电费保证金，供电部门自此之后向用户收取电费保证金是超出法定范围之外的行为。
二、收取用电押金的合理性
一方认为，用电押金的收取从民事的角度是合理的，另一方认为应从国家约束和经济法的角度来看是不合理的。
从民事法律的角度，供用电双方都是市场主体，按照契约自由的原则，可以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并和交易。有人认为，用电押金是双方约定的，是一种正常的交易行为。但笔者认为，这里的双方在实际中并不一定是完全平等的市场主体。供电企业是公用企业，属于垄断经营者，并依法具有独占地位。交易双方交易中的普遍性的权利、义务已由国家通过专门的法律法规予以设定。这表现了国家通过立法对公用企业（包括其它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的强烈的规制色彩，同时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公用企业在市场中并不可作为一般的民事主体，除了一般的民事法律，还应按照特殊的法律法规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供电企业的权利义务并非由交易双方约定，而应是国家设定和消除的。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普遍收取电费保证金的权利和缴纳的义务应由国家而非供电部门设定。这样说来，即使用户未明确对供电部门收取用电押金的做法提出异议，供电部门也涉嫌超出国家规定在交易时设立不合理条件。
供电部门提出，当前有一种恶意拖欠电费的情况，为了顺利的收取电费，它们才向申请用电的非居民用户收取用电押金，这样做也是为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和受到侵犯。这个动机十分的恰当，甚至有些高尚。但这是个不是理由的理由。供电企业在我国是国有企业，它的资产理所当然的是国有资产，所谓要保持国有资产就是保持其本身占有的资产，就像要追求利润最大一样，这是每个经营者的本能。不能说其动机良好就代表其手段是合法的，这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这种以收取用电押的手段促进收取电费是否合法，是就行为谈行为。如果行为违法就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在现实中的确存在恶意拖欠电费的情况，但这不能成为供电企业把个别情况推及一般的理由，而且对于各种逃避电费债务的违法行为，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提高管理水平或者国家允许范围内的强制手段来解决，不能采用违反变相违反国家政策的方法。
用电押金到底是定金的一种并由双方自由约定的呢，还是一种特殊的保证金而由国家来约束实施的呢？这时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