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

　　　　　　　　　　　　　　龙俊 北京大学法学院 博士后

　　内容提要: 登记对抗主义下的绝大多数理论构造与我国所继受的物权法的理论体系相冲突。只有权利外观说最适应我国的民法体系，也最符合我国的立法目的。依据该说，当事人间仅因意思表示即可发生完全的物权变动。但在当事人进行移转登记之前，第三人由于信赖物权尚未变动的权利外观而从事了交易行为，法律保护此种信赖，承认第三人在登记后可以取得该物权。我国法律原则上仅保护善意第三人，总体上符合效率价值。但是参考比较法和法经济学，也应该承认一些例外：侵权人等完全无权利的人、继承人、连环交易中的前手或者后手、狭义的一般债权人和特定物债权人属于绝对可对抗的第三人，即无论该第三人善意还是恶意，未登记的物权人都可以对抗之；破产债权人、扣押债权人、参与分配债权人等属于绝对不可对抗的第三人，即无论该第三人善意还是恶意，未登记的物权人都不可以对抗之。


一、问题的提出
在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上，我国物权法采取了极具特色的二元化结构模式：以公示要件主义为原则，以公示对抗主义（我国仅表现为登记对抗主义）为例外。[1]我国之前对物权变动理论构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示要件主义上，因此如何解释作为例外存在的登记对抗主义，成为理论与实务中的难题。
就理论层面而言，首先面临的几个难题是：何谓“对抗”？不能对抗第三人的物权是什么物权？在登记要件主义与登记对抗主义并存的前提下，如何协调这二者的体系冲突？笔者认为，有必要研究我国的登记对抗究竟应该采取哪种理论构造（本文称之为“形式上的理论模型”，区别于后文进行价值判断的“实质上的理论模型”）。大陆法系的对抗主义立法例中存在着对抗的理论构造之争，研究上述争论有助于构建我国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法中登记对抗主义是作为例外存在的，这就决定了登记对抗主义在我国的特殊性。为了几个例外的物权变动条款而打乱整个物权法的逻辑体系显然得不偿失，因此我国的登记对抗理论构造有必要与作为原则模式的公示要件主义相协调。
从更本质的角度考虑，我国在这几个特殊领域采取登记对抗主义是否具有实质正当性？在物权法颁布之后，仍有学者对在我国采用登记对抗主义表示质疑，并提出了强有力的批驳。[2]有鉴于此，本文在探讨我国登记对抗主义形式上的理论构造之后，进一步从利益衡量的角度探究登记对抗制度在我国存在的价值。笔者认为，采取哪种物权变动模式并不涉及道德因素，只是一个单纯的效率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经济模型进行价值判断，一方面释明我国在这几个特殊领域采取登记对抗主义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以此验证本文提出的理论构造以及实践方案。
就实践层面而言，“不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中所谓第三人的范围问题成为了困扰实务的难题。这一难题又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我国法律具有鲜明的多元继受特点，有的学者从大陆法系的公示对抗主义——日本物权法中寻求比较法经验，有的学者从普通法系的公示对抗主义——美国的动产担保交易制度中寻求比较法经验。然而，无论是对日本法还是对美国法，我国目前的研究均存在诸多根本性的误读，从而导致将失真的“比较法经验”借鉴于我国。其原因在于以德国法的思维定式来理解日本法，甚至跨越法系地理解美国法。鉴于此，有必要还原比较法原貌，解决经验“真实性”的问题。其次，即使是真实的比较法经验也不一定就能适用于我国，还存在一个比较法经验与我国的适应性问题。本文解决适应性问题的思路，是借助上述形式上的理论模型与实质上的理论模型，筛选与我国既有制度体系不冲突而且价值判断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比较法经验，作为解释我国“不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范围的方案。
二、形式上的理论模型
研究登记对抗主义的理论构造要从最简单、最典型的情形——二重让与——开始：A就其不动产与B订立买卖合同，在没有办理移转登记的时候，又和C订立买卖合同，并与C办理了移转登记。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该问题在登记要件主义下不成为问题，但在登记对抗主义下问题即变得复杂。由于A与B订立买卖合同时，所有权已经移转给了B，A再与C订立买卖合同是否属于出卖他人之物？B尽管在合同订立时就已经取得了标的物所有权，但是其权利不能对抗第三人，那么B取得的权利性质为何？C与A 订立买卖合同时，标的物所有权已经移转给了B，C能否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如果可以的话，C需要具备什么要件？围绕着这些问题，形成了二重让与的理论构造之争，也就是对抗的形式上的理论模型之争。
（一）比较法上的理论构造
作为登记对抗主义立法例代表的日本学界提出了众多的理论构造。[3]下文分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6种。在这里先进行一个初步的分类。依据A与C订立合同时A是否有处分权，可以分为有权处分构成和无权处分构成两个大类。
有权处分构成包括：
1．债权效果说
该说认为未登记的物权仅具有债权的效果。[4]其优点在于可方便地解释前述问题：债权仅具有相对性，当然不能对抗第三人。而在二重让与时，由于第一次让与并没有使物权真正发生转移，故第二次让与行为也是有权处分。
对该说的批判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理论构成的角度，认为该说明显和日本民法第176条的“仅依据意思表示而发生物权变动”的规定相矛盾。[5]第二个方面是从法律效果的角度，认为该说和判例所确定的“不登记不得对抗的第三人范围”相矛盾。[6]依据判例所确定的第三人范围，并非所有第三人都不得对抗，至少可以对抗没有正当权利的第三人。例如未登记的物权人可以直接对无权占有人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非行使债权人代位权或者提起第三人侵害债权之诉），明显超出了债权的效果范围。
由于受到上述批判，该说仅在日本民法典制定初期有人主张，现在几乎无人赞同，故仅具有学说史上的意义。
2．相对无效说
该说认为即使物权变动后没有进行移转登记，也在当事人间发生了完全的物权变动（此处的“完全”系相对于后述不完全物权变动说而言，并非指该物权具备排他性），但是对于第三人C而言该，物权变动是相对无效的，故从A到C的第二次让与成为可能。[7]
由于该说否定了物权的绝对性，受到了众多学说的批判。除此以外，该说另外一个颇具争议的地方是关于第三方对物权变动的承认问题。依据判例和通说的观点，A、B的第一次让与行为即使对C不生效力，C也可以积极地承认第一次让与行为的法律效果，并且这一效果是从日本民法第177条的文义中推断出来的。[8]然而，依据相对无效说很难解释出这一效果，即很难说明为何已经无效的法律行为可以基于第三人的承认而变得有效。[9]
3．不完全物权变动说
该说认为所有权并非一个单独的权利，而是由各种权能构成的集合体，所谓物权变动并非一次性地将所有权能一并转移，而是伴随着合同履行的不同阶段逐步转移各个权能。[10]由于不登记就不能取得完整的物权，故不具备排他性，不能对抗第三人。在二重让与的场合，第二次让与时，由于出让人A尚未丧失全部的物权权能，故仍有权将物权再次转让给C。
该说的背后具有分析哲学的色彩，将所有权解构为各个权能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从某些层面看亦有合理性。以买卖合同的履行为例，在合同已签订但尚未履行完毕的中间时段，非要明确地界定所有权在哪一方意义不大，因为在这一阶段的各种问题都有相应的制度解决：如与第三人的关系问题有民法第177条、第178条，风险负担的问题有民法第534条，果实相关问题有民法575条。故在此中间阶段，即使忽略所有权的归属这一看似非常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也不会带来不合理的结果。
该说为日本著名民法学家我妻荣所提出，[11]此后被众多学者接受，[12]成为有力说。但由于该说打破了物权的排他性、一物一权等物权法的基本原则，而且不完全物权的实质性内容很难把握，类似于债权，亦受到众多学说批判。[13]
无权处分构成包括：
4．第三人主张（出现）说
前述各说都着眼于第一次让与的受让人B的法律地位，认为B所取得的物权并非真正的物权或者是不完全的物权。第三人主张说则认为B所取得的物权无论是在当事人间还是在与第三人的关系上都是完全有效的。但是当第三人C主张第一次让与的不完全性（未登记）时，则仅对第三人C而言，A、B间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14]
第三人主张说又细分为两种学说：一种学说认为第三人的主张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否认权的行使，被称为否认权说；[15]另一种学说认为第三人的主张在内容上是反对A、B间发生了物权变动的事实或者与物权变动相矛盾的事实，被称为相反事实主张说。[16]
5．制裁失权说
该说认为在A、B订立合同后，B就取得了完整的、具有排他性的物权，但是作为对B懈怠登记的法律制裁，当第三人C出现并登记之后，B失去物权。[17]该说是立足于日本的立法沿革史，分析日本民法177条的母法——法国法的基础上被提出的。具体而言，该说又有如下两个分支：
第一个分支是法定得权失权说，该说是在分析法国法现今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B基于意思表示取得了完整的物权，但是既然基于第一个契约的物权变动没有公示，第一个契约就没有对抗力，故C可以无视第一个契约而与A 订立契约。但最终决定优先顺位的仍然是登记，在C没有登记时，B并不发生失权的效果，而且基于第一个契约，B的权利仍然优先。如果C进行了登记，从登记的时点开始，作为登记的效果，契约的无效原因就被治愈，C从A那里法定继受取得了该物权，在与该物权不相容的限度范围内，B的权利面向将来消灭（没有溯及力）。[18]第二个分支是在分析19世纪中叶的法国法（日本旧民法制定时期的法国法）的基础上提出的，被称为博阿索纳德（日本旧民法制定者）说。和上述法定得权失权说一样，在A、B订立合同的时点，具有排他性的物权就已经完全移转给了B，不同的是该说认为B基于登记法有登记的义务。如果B懈怠该义务，当C取得登记时，对B而言就产生了对抗不能的法律制裁效果。这一效果的法律构成是准侵权行为，C可以对B主张现物赔偿。[19]
6．信赖保护说
前述各说在理论构成上都存在着不能自洽的地方，多少都和意思主义、物权的排他性、一物一权原则等物权法的基本原则相矛盾。出于寻求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的需求，信赖保护说被提出。该说认为C之所以可以取得物权，是因为第一次交易之后，B怠于登记导致A仍然保持有所有权的外观，C由于误信了A的权利外观而从事了交易行为，故需要对C的这种信赖加以保护。由于该说实际上承认了A所残存的登记具有公信力，并将之作为理论基础，所以该说也被称为“公信力说”。
在信赖保护说中，因理论结构以及对第三人C加以保护的要件不同，又细分为两种学说：
第一种学说是限制的信赖保护说，为半田正夫教授所提出，故也被称为半田说。该说认为基于第一次的让与行为，B取得了“有排他性而无对抗力的物权”，A 也因此丧失了物权。但当第三人C与A进行交易时，为了保护C的信赖，日本民法第177条让C从A处原始取得标的物的物权（但是B并没有同时失去物权），而且C取得的物权的性质与B相同，也是“有排他性而无对抗力的物权”。也就是说，在B、C都没有登记的时候，二者的物权处于相同的地位，互相不能对抗。而作为对C的信赖的保护要件，当B有可归责事由的时候，只要C是善意就可以受到保护；当B没有可归责事由的时候，C必须是善意且无过失才能受到保护。当然，结束这种对抗状态的唯一方法仍然是登记，先登记的一方取得对抗力。[20]
第二种学说是权利外观说，为筱?V昭次教授所提出，故也被称为筱?V说。该说将整个对抗问题均置于权利外观的法理之中（半田说只在讨论二重让与问题时考虑权利外观），认为C只有在善意且无过失地信赖A的登记时才值得保护（半田说则要区分不同的情形），并且C只有已经取得登记的时候才取得物权（半田说则认为合同订立时C就取得了物权）。另一方面，在C取得物权的同一时刻，B丧失物权（半田说认为两个物权可以同时存在）。[21]因此，相对于半田说，筱?V说在保护权利外观的道路上走得更为彻底。
（二）法律效果对理论构造的反作用
在采取公示对抗主义的日本，不登记不得对抗的第三人范围并非完全是从理论构造中推导而来，其自身亦形成了独立的理论和判例，并且这些理论和判例又反作用于理论构造。其中有两次大的学说争论对于理论构造的变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第三人无限制说”与“第三人限制说”之争以及“恶意者排除说”与“善意恶意不问说”之争。
1．第三人无限制说与第三人限制说
日本民法第177条在“不登记就不得对抗第三人”的“第三人”之前未加任何限定语，于是在民法典制定初期，学说上倾向于作消极的文义解释：[22]除开特别法上的例外规定，[23]未取得登记的物权人除了对当事人以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概括承继人外，不能对抗任何第三人。依此解释，未登记的物权人甚至连侵权人都无法对抗。早期的判例亦持上述无限制说的立场。[24]然而明治41年（1908年）日本大审院（当时的最高司法机关）民事连合部作出了一个重要判决，在不登记就不得对抗的第三人问题上首次采取了限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有正当利益主张登记欠缺的人”才属于不登记就不得对抗的第三人。[25]自该案以后，日本判例的立场就开始从“第三人无限制说”转向“第三人限制说”。而学说在经历了一个论争期之后，最终也彻底导向了“第三人限制说”。[26]
这次争论对日本对抗理论构造的变迁影响深远。在采取无限制说的前提下，债权效果说和相对无效说登场了。这两种学说均认为未登记的物权不能对抗一切第三人，在无限制说占实务界和学界的主流时曾盛极一时，但在实务界和学界相继转向限制说后逐渐消沉。[27]此后，和限制说的立场相符合的各说相继登场。
2．恶意者排除说与善意恶意不问说
在限制说成为实务界和学界的主流后，如何限制第三人的范围即成为一个问题，而是否区分第三人的善意或者恶意成为了最重要的争论点。判例和通说最后采取了折衷的态度，选择了“背信恶意者排除说”，即原则上不区分第三人的善意或者恶意，但是当第三人不仅是恶意而且存在违背诚实信用的事由时，则不保护这种第三人。[28]但为何仅仅排除“背信恶意者”而不排除“单纯的恶意者”仍然成为了争议点，而且这一争论至今仍未平息。
恶意者排除说与善意恶意不问说的争论对理论构造的影响更加直接。其中尤以信赖保护说与其他学说的对立最为瞩目。相比其他学说在对待第三人善意恶意的问题上暧昧不清的态度（如不完全物权变动说、制裁的失权说等就存在着多种解释可能性），信赖保护说开宗明义就是要将恶意第三人排除在日本民法第177条的保护范围之外。
信赖保护说对判例和通说所采取的“背信的恶意者排除说”展开批判，认为：（1）背信的恶意者排除说原则上保护恶意者，明显违反伦理。（2）自由竞争也应该有限度，应该只限于在债权合同阶段，一旦一方取得了物权，则进入了物权关系的支配领域，在物权关系的领域中没有自由竞争存在的余地。（3）背信的恶意者排除说中的“背信”概念含义不明确，容易造成司法中的不确定性。[29]
面对信赖保护说的批判，主张背信的恶意者排除说的各学说也对信赖保护说展开了反批判：（1）保护恶意第三人并不违反伦理。日本民法中的“恶意”一词仅指知道某件事情，与伦理意义上的善或者恶无关。（2）信赖保护说缩小了动态安全的保护范围。信赖保护说虽然标榜保护交易安全，但是实际上是各说中对第三人的范围保护最窄的，不仅是恶意者，甚至连善意有过失者在有的情形下也要被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因此实际上最不利于交易安全保护。（3）“恶意”是一个纯主观性的标准，难以判断；相反， “背信恶意”概念中，由于违背诚实信用已经通过判例的发展而被确定化，相比于单纯的恶意，背信恶意反而更好判断，更加具有可操作性。[30]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四号）



　　《山西省信息化促进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13年8月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8月1日



山西省信息化促进条例

(2013年8月1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快信息化发展，提高信息化水平，规范信息化行为，保障信息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信息化规划与建设、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利用、信息产业发展、信息技术应用与服务、信息安全保障等活动。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信息化工作领导统筹协调机制，制定信息化发展政策和措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逐步增加信息化投入。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投资信息化建设和发展，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统筹推进、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公安、国家安全、财政、教育、商务、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广播电视等部门以及省通信管理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鼓励和支持信息化研究与创新、信息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信息化知识的普及、信息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信息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考核制度，对在信息化建设和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第二章信息化规划与建设

　　第七条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经批准的信息化发展规划，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信息化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动公共信息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和互联互通，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在业务、网络和终端等层面的融合。

　　第九条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等公共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应当符合本行政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统一标准，实行集约化建设和管理，提高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利用率。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或者擅自拆除、迁移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等公共信息基础设施。

　　第十条新建建筑物内的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等信息管线、配线设施以及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的信息管道，应当纳入建设项目的设计文件，并与建设项目同时施工。

　　建筑物驻地网应当对电信、广播电视、互联网业务经营者和其他驻地网建设者，实行平等接入。

　　第十一条固定资产投资类信息化项目的审批、核准或者备案，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规定，由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办理，并将办理结果告知信息化主管部门。

　　政府投资的固定资产类信息化项目和涉及公共服务、公共利益的非政府投资信息化项目，有关投资部门或者建设单位应当将办理结果告知信息化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从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信息系统工程监理等信息化服务和工程建设、监理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质和资格。

　　建设单位不得将信息化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同一信息化工程的施工和监理，不得由相互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单位承担。

　　第十三条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会同省信息化主管部门根据国家信息化建设标准和技术规范，制定本省信息化建设标准和技术规范并监督实施。

　　第十四条信息化工程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验收。

　　信息化工程的施工单位应当对信息化工程质量承担保修责任。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得少于两年。

　　第十五条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信息化工程进行绩效评价，将评价结果作为申请新建、改建、扩建或者运行维护信息化工程项目的主要依据。

　　第三章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利用

　　第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本行政区域的人口、法人、自然资源与空间地理、宏观经济、文化等基础信息数据库，促进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和信息资源社会化开发利用。

　　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利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七条省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统一规范的政务信息资源的相关标准、共享目录，依托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和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完善共享交换体系。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或者本单位信息共享目录，向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提供相关信息，并依法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

　　第十八条国家机关应当遵循一个数据一个来源和谁采集、谁更新、谁负责的原则，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信息资源采集、维护、更新，避免重复采集、多头采集。

　　国家机关以外的单位和个人采集信息，应当征得被采集人同意，说明信息的使用目的、方式和范围，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信息，不得非法披露所采集的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将获取的信息提供给他人。

　　第十九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应当依法保护国家秘密、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鼓励和支持对信息资源的公益性开发利用，引导和规范对信息资源的增值性开发利用。

　　鼓励和支持信用服务机构依法采集、整合信用信息，为社会提供信用征信、评估评级、信用管理等服务。

　　第二十条公共服务机构和其他拥有公众信息的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篡改、毁损和丢失。

　　公民发现泄露个人身份、散布个人隐私等侵害其合法权益，或者受到商业性电子信息侵扰的，有权要求服务提供者删除有关信息或者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同时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采集、使用其信息的单位和个人更正、删除与其相关的不实信息。

　　第四章信息产业发展

　　第二十一条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鼓励信息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加大对信息产业、示范企业和信息技术自主创新的扶持力度，发展集成电路、软件、高端元器件、电子设备等基础产业，培育有特色的信息产业，推动信息技术创新与应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支持信息产业基地和园区建设，加大对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资金投入。


　　第二十二条省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信息产业发展目录，定期公布信息产业关键技术名称和产品指南。

　　第二十三条符合条件的从事电子信息产品制造、软件开发、信息服务的企业，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税收减免、投资融资、土地使用、政府采购、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四条设计、制造电子信息产品，应当采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材料、技术和工艺。

　　鼓励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集中处理废弃电子信息产品。

　　第二十五条鼓励和支持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联合研究、开发、推广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推进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鼓励和支持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信息化人才实习、培训基地，合作培养人才。

　　第二十六条培育、发展信息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促进信息技术成果转化。

　　第二十七条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信息产业市场的监督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信息技术应用与服务

　　第二十八条省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地区信息技术推广应用指南，确定推广应用目标和重点领域，组织实施重点推广应用项目。

　　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培育、发展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试验区和示范企业，加快信息技术区域、行业、企业的示范应用，建立健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评估体系，推行企业首席信息官制度，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实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项目的企业，应当组织专家对项目的需求与效益、实施基础、技术方案等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报送信息化主管部门，作为信息化主管部门支持企业开展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依据。
第三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支持信息化共性技术开发、技术创新服务等专业公共服务机构发展，支持面向行业和中小企业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支持信息化外包服务业发展。

　　第三十一条鼓励采用先进适用的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信息技术集成应用和信息化科技工程建设，加快煤炭、冶金、装备制造业等行业的升级改造。

　　鼓励采用信息技术培育和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推动实现文化、旅游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

　　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农业生产经营、农村社会管理、农村文化生活等方面，推广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

　　第三十三条省人民政府应当建设和完善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统一的电子政务平台，推进信息技术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内部办公和监督检查等方面的应用。

　　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高各类教育水平。

　　高等院校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

　　第三十五条鼓励和支持电子商务建设和应用，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服务、安全认证、在线支付和现代物流等支撑体系，促进电子商务发展。

　　第三十六条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交通运输、教育、卫生、广播电视、气象等部门以及供电、供水、供气等公共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信息系统，及时、准确提供与民生相关的公共信息服务。

　　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进适合残疾人使用的信息交流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应用，为残疾人信息交流提供服务。

　　第三十八条省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统计等有关部门建立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

　　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调查、分析、预测和评估，定期发布评价报告。有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应当及时提供相关数据。

　　第六章信息安全保障

　　第三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信息安全保障机制，提高信息安全风险防御能力和信息安全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第四十条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的运营、使用单位及其主管单位，应当建立信息安全警示、宣传教育等管理制度，明确信息安全管理人员，保障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运行。

　　第四十一条信息系统的运营、使用单位应当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确定信息系统的安全等级，依法向公安机关备案，并根据安全等级进行建设、测评和整改。

　　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的信息系统安全分级保护和信息安全系统建设，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能源、交通、金融等领域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信息系统和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等基础信息网络，以及航空航天、油气管网、电力系统、水利枢纽、城市设施等重要领域工业控制系统的运营、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信息安全检查和风险评估，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

　　第四十三条信息安全系统应当与信息化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采用依法认证的信息安全产品，所需经费列入工程预算。

　　第四十四条从事安全运行维护管理、风险评估、等级保护等信息安全专业服务活动的，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并接受有关部门监督。

　　第四十五条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及其主管单位，应当建立和完善信息安全监控系统，加强对信息内容的安全监管，防止违法信息的传播。

　　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发布的信息应当合法、真实。

　　第四十六条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信息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由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的运营、使用单位及其主管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信息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应急预案应当报同级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发生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的，运营、使用单位及其主管单位应当迅速采取措施，降低损害，防止事态扩大，保存相关记录，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新建建筑物内的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等信息管线、配线设施以及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信息管道，未纳入建设项目的设计文件，并与建设项目同时施工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该项建设所需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相应资质，从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信息系统工程监理等信息化服务和工程建设、监理活动的，由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合同标的价款百分之三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信息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单位的，由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法获取信息，非法披露、非法出售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向他人提供所获取信息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信息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五十二条本条例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