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司法现实到英国普通法历史

周沂林

这似乎是一个不伦不类的题目。一边是中国、是现实；另一边是外国、是历史，这有什么联系？但这确是我本人的思路进程。本文既不可能论证前者也无能力描述后者，只是提出一个解决中国司法某些现实问题的思路。

我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人。作为职业法律工作者，当然更关心中国的司法现实。当这个现实的发展实在已经成为阻碍我们进步的当务之急时，每个法律人都会提出或者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每个人提出问题的角度不同，建议采取的措施各式各样，但都反映了问题本身的存在。

我的视角可能有些特殊。我是一个特别喜欢阅读案例的人。当然对于充斥书店的“以案说法”类的案例书毫无兴趣，而是喜欢外国的案例，准确地说是普通法国家的判例，尤其是法官的原判意见或附随意见或反对意见。我在这里看到了鲜活的法律灵魂，也看到了这种灵魂是怎样统一了混乱的英格兰，并进而使其从落后走向辉煌。

于是，这种兴趣使我开始关注英国法律史。可惜的是，我国法学界好象对此并不感兴趣，所以至今中文资料甚少。我当然也只能了解甚少。但即使再少，我也深信我的感觉是正确的，即了解和研究英国普通法产生的历史和发展，对于解决中国司法的现实问题极为有益。

现实问题首先来源于：中国法院的判决书为什么这么不讲理？许多人归因于司法的腐败和不公。这可能有关，至少腐败和不公可以借助我们的判决书制度大行其道。但实际上它们是一个互动的结构。真正的原因是法律史上的。

中国现代法律史一般都认为从晚清移植西方法律开始，至今百来年。这百来年我认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晚清开始的被动性移植；二是民国时期的共和制度的移植；三是社会主义时期的苏联体制的移植；四是改革开放后在现代法治观念（当然，依法治国和法治的概念大为不同，但这里不予讨论。）下的体系化的移植。与早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在阶段是主动的、自觉的移植。

我们显然可以说，一部中国现代法律史就是一部移植西方法律的历史。以至到今天，我们所适用的几乎全部法律都是西方的；我们所使用的法律术语、概念、体系也都是西方的。尽管所谓法律移植问题在法学界争论不休，但移植是事实。问题仅仅在于：我们移植的法律实现度很低，这是自身“抗体”问题，还是我们移植的对象、方法有问题。

任何移植都有抗体问题，生物是这样，社会看来也是这样。在法律移植的问题上，更多人看到的是中国的“本土资源”与西方法律制度几乎是格格不入，因而出现了所谓的“制度断裂”。能否使用这样的词语本文不予探讨，但移植的法律在中国实现度很低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我们必须关注这个现实，因为它会使广大民众对法律和现代法治产生怀疑和失望，从而导致全面的法制危机。

应该说我国的学者非常关注现实，所以上述问题是人们讨论的热点。我可以把这些讨论大体分为两派，即移植派和本土派。当然这两派并非都是极端肯定或否定法律移植，问题要复杂的多，只是大体有两种倾向而已。前者强调移植的必要，但有很多“受体”方面的困难，需要不断改变移植的生长环境并不惜用国家权力改变落后的“本土资源”以适应移植；后者更多地强调经济结构的基础作用或文化的不相容，反对强力推行移植，主张移植的国家正式法与本土的民间法的妥协与合作。

如果说这两派的归纳成立的话，那我的想法就可能是第三派，即移植的对象和方法本身应予探讨。这就是我关注英国法律史的焦点。

众所周知，我们移植的是西方的大陆法系。对于同样属于西方法律的另一大法系，产生于英国而现在遍布世界的普通法系不仅没有多少借鉴，甚至所知甚少。这正是中国现代法律史的遗憾。我们本来就不是西方国家，完全不必拘泥于人家的法系划分。最不可思议的是，当所谓西方两大法系孰优孰劣的争论趋于融合时，我们对普通法的重要性仍然未予认识。这里的原因留给法律史的专家，我在本文要讨论的只是普通法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在今天对于中国的司法现实有什么重要而并非完整的认识价值。

一 司法为中心

与大陆法以立法为中心不同，普通法最鲜明的特征是以司法为中心。从普通法的产生、发展直到今天，司法始终是中心，法院始终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我们总是将法律理解为枯燥的条文或是规则体系，而不是将法律理解为一种“事业”和“生活过程”(注1)。所以，研究大陆法的人多关注的是法律的实体规则、体系和结构，很少提及司法；而所有关于普通法的著述则无一能避开司法。

什么是司法中心？冯象的表述堪称精到：“普通法之为‘活法’而跟得上时代的步伐，照英国法律史家梅因的说法，大抵借助于三件工具：虚构、衡平、立法。我们说过，英美法国家的立法无论文字表述详尽与否，须经过诉讼才知道确切的含义。故立法跟虚构、衡平一样，也要等待法官的‘发现’。法律无遗漏，却能够时时‘发现’不见于文本的规则权利，是普通法最基本也是最成功的虚构。”(2)

这里的原因首先在于，普通法本身就不是立法的产物，而是长期司法实践的成果。英格兰的历史与西欧大陆国家的历史发展在早期是基本相似的，它们几乎在同一时间段都经历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罗马人和日尔曼人的统治。诺曼王朝征服英国后，逐步建立了统一全国的强大的中央集权。而这一过程极具历史意义和现代认识价值的是：它主要采取了法律的方法，确切地说是司法救济的方法，而不是政治的、军事的、道德的或其它的社会控制方法。

采用法律方法，不是用立法而是用司法来寻求统一，这确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但这就是历史。当国王为统一全国而必须将“恩惠”普施于民众时，王室法庭和巡回法庭就出现了。有意思的是，这些法庭的法官可能精通罗马法或者教会法或者国王的敕令，但并不懂当地的日尔曼习惯法或者各种各样的地方法或民间法。也就是说，法官是在不知“法”的情况下进行审判的，所以他们首先要了解这些不知的法，然后在根据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时候，在总结归纳适用这一类型案件的法律原则的时候，先前的判例、经验、作为法律家的特殊理性和技能等等，将这些能够或者必须适用的地方法进行了整合。普通法就是这样通过对具体案件所适用法律的整合和长期积累形成的。可以说，普通法的渊源非常庞杂，但这并没有妨碍王室的伟大法官们对其进行了成功的整合。在我看来，这种整合靠立法是不可能完成的。

其次，普通法的许多制度和法律原则都是通过司法建立的，也就是法官在具体判例中创立的。但我们必须清楚：所谓“法官造法”的观念并不能体现普通法以司法为中心运作的实际。判例形成的规则并非事先设计的，而是诉讼程序的结果，是司法对当事人诉权保护的结果，是当事人实实在在参与了适用于自身规则制定过程的结果。虽然现在普通法国家的立法越来越多，但这些成文法多是对判例法已确认的法律原则或规则的承认和肯定；而所谓法典化并非创立新法，只是现有法律的技术汇编。（3）

再者，普通法国家的法律教育和研究也是围绕司法进行的。与我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授们重视的是判例研习，而不是解说法律条文和概念。我们的教育中也会搞“以案说法”，但那是所谓“理论联系实际”的逻辑，出发点仍是法条。我们的诸多法律人才对于理论体系、概念术语、部门法划分等可能具备成套的知识，有些甚至可以对法律条文倒背如流，可惟独缺少的就是渗透到骨子里的法律精神和司法理性。

最后，普通法国家的法官的地位与权力远远超过大陆法国家。这一事实也是司法中心形成的。

那么，司法中心对我们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仍是以立法为中心。我这里无意讨论立法中心和司法中心孰优孰劣，我关注的是我国的法律实现度太低，而这会引起本来就没有什么现代法治观念的我国民众对法律的嘲笑。因此，研究法律的实施，研究司法对于法律实施的特殊作用就是当务之急。

西方的历史与文化与我们这个典型的东方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传统。它们在神学、哲学和自然法观念方面的文化积淀与现代法律理念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无论哪个法系都经历了成功的发展。可以说，大陆法系在西方可以顺利实施是本土自身的适应；而我们把其移植过来就不会自然实施。让僵硬的文本变成活的法律，司法是关键。所以司法中心主义更适合我国。

另一方面，当我们说英国人的普通法博大精深，对人类政治文明和法律文明贡献巨大之时，并非就能否认罗马人通过编篡成体系的成文法而表现出的天才和智慧。罗马法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最终在走向专制后衰亡，而在中世纪又神奇地得以复兴。罗马法的复兴在法的理念和哲学层面上是全面的，影响了整个欧洲；但在选择统一的成文法上，却只是欧洲大陆的国家。英国和它们分道扬镳了。这里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但至少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比起英国，大陆国家的中央政权太弱了，它们对统一的成文法律有内在的政治需求。不幸的是，这些国家几乎都走上了专制的道路，而英国则避免了专制的发生。这一重大历史事实给我的启示是：普通法的司法中心主义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壮大，乃至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势力，司法权逐步独立并能成功地限制王权等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普通法的早期，人们就有了这样的观念：国王虽高居万人之上，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4）到了成熟期时，法官可以公然排除国王对司法的干预。十七世纪伟大的柯克法官对于自称有理性因而有资格亲自定案的国王说：“这些诉讼只能由法院单独作出裁决”。（5）

山东省泰安市人民政府


政府令【第122号】泰安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



《泰安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
市 长  二ＯＯ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泰安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快荒山绿化，培育森林资源，扩大森林覆盖面积，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山东省封山育林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封山育林，是指对山区、丘陵区的宜林荒山荒地、采伐或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地、灌丛地、疏林地、防护林地以及荒滩地等进行封育的经营管理方式。
其它需要特殊保护的未成林造林地、幼林地也可采取封山育林方式进行封育。
第三条 　封山育林应坚持统一规划、因地制宜、以封为主、封育结合、封造管并举的原则。
第四条 　市、县（市、区）政府应根据封山育林实际情况，适当安排封山育林经费，主要用于封山育林规划、设计、监测和管理等。
第五条 市、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封山育林的组织、指导和监督管理。
发展改革、财政、农业、水利、国土资源、规划等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封山育林的相关工作。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内集体宜林地或林地的封山育林和保护管理工作。
第六条 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对全市适宜封山育林的区域进行调查摸底，会同市国土资源、规划等部门，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林业总体规划等，编制全市封山育林规划，经市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七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对封山育林区进行勘察设计，编制封山育林区设计文件，明确造林地类、技术、方式、封育类型等，指导封山育林工作。
第八条 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原则，根据封山育林规划编制年度计划，将任务分解到县（市、区）政府和泰山风景名胜区、市直国有林场等，并由其逐级分解下达实施。
县（市、区）政府根据年度计划，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划定封山育林区，确定封山育林任务，并将封山育林的封育范围和措施予以公告；泰山风景名胜区、市直国有林场范围内的封育范围和措施，由市政府公告。
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将划定的封山育林区报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国有林场等有关单位在封山育林区的主要路口、山口等地段设立封山育林标牌、界桩。
封山育林标牌应标明封山育林的范围、期限、措施、封禁内容等。
第十条 封山育林区经营者或管理单位负责区内的造林、抚育、管护和经营。
封山育林区的经营权原则上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确定给单位或个人。对造林难度大的封山育林区，可采取协议、冠名、合作、股份等方式确定经营者。
第十一条 封山育林区经营者按以下规定确定：
（一）国有林场内的封山育林区，由该林场管理单位负责组织实施封山育林。
其他国有封山育林区，由管理单位编制经营权招标、拍卖、挂牌方案，经同级政府批准并报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确定经营者，签订承包经营管护合同。
（二）封山育林区属于集体所有的，在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由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村民委员会或集体经济组织，按有关规定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确定经营者，签订承包经营管护合同。

（三）封山育林区内已经承包的林地和荒山荒地，仍由承包者按合同规定负责经营封护。
（四）通过招标、拍卖、挂牌不能确定经营者的，由管理单位或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经营者，具体负责该封山育林区的造林、抚育和管护。
第十二条 政府鼓励企业、经济组织、单位和个人参与封山育林经营，对经营者给予一定补贴，对成效显著的经营单位或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三条 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制定封山育林区经营权招标、拍卖、挂牌等程序和承包经营合同文本，协调指导封山育林区经营权的招标、拍卖、挂牌工作。
第十四条 封山育林区经营者应按合同规定进行造林、抚育、管护和经营，不得将林地改为非林地，不得随意砍伐林木。
封山育林区经营者应主动接受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封山育林区经营者应向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由县（市、区）政府或市政府按规定核发证书，确认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进行转让等处置。承包合同另有规定的，按合同规定执行。
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封山育林区的封育情况，在年度林木采伐计划中，单独列出和下达封山育林区的采伐计划，及时依法办理采伐许可手续。
第十六条 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建立封山育林管理档案，为封山育林管理提供基础资料。
管理档案包括封山育林区基本概况、范围、年限、目标、经营者和封山育林情况记录资料。
第十七条 市、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封山育林监督检查制度，定期对封山育林区进行检查和考核。对没有按规定完成造林、育林任务的，责令其限期完成任务。
第十八条 市、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森林火险、火警和病虫害的预测、预报，监督指导经营者或管理单位做好防火、防病虫害工作，严防森林火灾和森林病虫害的发生。
第十九条 县（市、区）政府、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在封山育林区成立乡、村护林组织，配备专职或兼职护林员。
护林员应主要从封山育林区经营者和管理单位中选配，具体选配、培训、管理、考核由县（市、区）政府规定。
第二十条 护林员的主要职责是：
（一）巡逻护林；
（二）宣传国家有关保护森林资源的法律、法规；
（三）制止违反本办法及其他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并及时报告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四）有权要求当地有关部门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进行查处，并协助办理林业违法案件；

（五）承办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交办的保护森林资源的其他任务。
第二十一条 　在封山育林区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放牧、割草、砍柴、狩猎、移植大树；
（二）携带火种、烧荒、烧地堰、建坟、烧香、烧纸、野炊；
（三）移动或毁坏标牌、界桩及其它封山育林设施；
（四）擅自从事采石、采沙、取土、开矿等活动；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活动。
第二十二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林政执法人员、护林员等，定期对封山育林区进行巡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保障封山育林区的正常封育秩序。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封山育林区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山东省封山育林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进行处罚：
（一）放牧、割草、砍柴、狩猎的，予以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林木株数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树木，可处毁坏林木价值１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二）携带火种、烧荒、烧纸、野炊的，予以警告，处以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尚未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责令限期更新造林，并可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三）移动标牌、界桩及其它封山育林设施的，责令恢复原状，并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毁坏标牌、界桩及其它封山育林设施的，责令恢复原状，并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补种树木或补种树木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在封山育林区内采石、采沙、取土、开矿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山东省封山育林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造成森林、林木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情节较轻的，补种毁坏林木株数１倍以上2倍以下的树木，可处毁坏林木价值１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较为严重的，补种毁坏林木株数2倍以上3倍以下的树木，可处毁坏林木价值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盗伐、滥伐封育区内林木以及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森林防火等法律、法规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封山育林区承包经营者包而不封、包而不治或包后乱垦，造成撂荒的，或不按合同规定造林、抚育的，发包方可依法追究其违约责任，直至收回经营权。
第二十七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有关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泰山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封山育林，由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泰安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和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2年3月7日发布的《泰安市封山育林实施办法》（市政府令第17号）同时停止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