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农机管理条例

1995年9月28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2002年3月28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改
根据2004年6月30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农机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农机管理，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村经济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机，是指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动力机械和作业机械（不含捕捞渔船机械和助渔导航机械以及水利排灌机械，下同）。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机鉴定、推广、销售、使用、维修等有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机工作的领导，将农机更新和农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纳入农村经济发展规划，增加发展农机事业的投入，扶持农机的推广应用。
第五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农机主管部门和乡（含镇，下同）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机管理。乡农机管理的具体工作由乡农机管理服务站负责。
工商行政管理、物价、技术监督、公安等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与农机有关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农机鉴定与推广

第六条　农机新产品正式投产前的鉴定，由法定的产品试验检测机构实施。
农机新产品鉴定，应当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为依据；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应当以农机生产单位制定的企业标准为依据。
企业标准由生产单位报技术监督部门和农机主管部门、机械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章 农机销售

第七条 销售农机的单位和个人（简称农机销售者，下同），应当具备与所售农机相适应的保管、保养条件和检测仪器，办理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销售业务。
第八条 农机销售者应当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等产品标识。
对实行生产许可证、推广许可证和售前报验制度的农机，农机销售者应当在供货方提供有关证明后进货。
第九条 对实行牌照管理的旧农机，农机销售者必须持有关牌照、证件进行交易，并按照省有关规定办理过户手续。
出售国有旧农机的，应当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禁止交易达到报废标准的旧农机。
第十条 农机主管部门应当对农机交易市场进行行业指导，对实行牌照管理的旧农机交易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农机商品质量监督检查计划由农机主管部门拟定，报技术监督部门批准，并由技术监督部门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农机销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销售农业生产资料的有关优惠待遇。

第四章 农机使用

第十三条 拖拉机由农机主管部门实行牌照管理。联合收割机、脱粒机、小型农用粮谷加工机械、农用推土机、农用挖掘机、农用铲运机、农用三轮车、农用小型飞机和８．８２千瓦以上（含本数，下同）的农用柴油座机等，由农机主管部门所属的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实行牌照管理。
第十四条 实行牌照管理的农机，其使用单位或个人必须到县或市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申请农机注册登记，办理牌照和有关证件。农用小型飞机的使用单位或个人，必须持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到省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申请农机注册登记，办理牌照和有关证件。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办理农机注册登记、牌照和有关证件，按照省财政、物价主管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收取工本费。
第十五条 对上道行驶的拖拉机，应当根据其用途、载货数量和使用年限等情况，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对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由农机主管部门发给检验合格标志。
第十六条 农机报废标准由省农机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报省技术监督部门备案。
报废农机的处置办法，由省农机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七条 实行牌照管理的农机，其驾驶员、操作员必须经过农机专业技术培训，取得驾驶证、操作证后，方可操纵农机。
第十八条 专门从事拖拉机培训的驾驶学校、驾驶培训班（以下简称拖拉机培训机构），由省农机主管部门对其培训资格予以确认并实施管理。
第十九条 农机驾驶员和操作员必须执行省有关农机安全操作的规定，接受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的安全监督检查。
农机安全监理人员执行职务时，应当佩带统一标志并出示证件。
第二十条 从事农机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保证作业质量；作业质量不合格的，应当返工或赔偿经济损失。
农机作业质量标准由省农机主管部门制定，报省技术监督部门备案；农机作业收费标准由农机主管部门会同物价、农民负担主管部门制定。

第五章 农机维修

第二十一条 从事农机维修的单位和个人（简称农机维修者，下同）必须具备相应的维修设备、检测仪器，并办理营业执照。
农机主管部门应当对农机维修者的维修设备、检测仪器和维修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农机维修者必须依照农机维修技术标准进行维修，保证维修质量。
农机维修技术标准由省农机主管部门制定，报省技术监督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农机维修实行保修期制度，动力机械保修期不少于６个月，其他农机保修期不少于３个月。在保修期内正常使用情况下出现修理部位质量缺陷的，农机维修者应当负责返修，给用户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

第六章 农机更新

第二十四条 农机主管部门应当编制用于农业生产的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大中型农机更新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审定后，由财政部门每年安排一定资金，作为大中型农机的更新补贴。
用于农业生产的国有大中型农机，其报废必须经农机主管部门认定，由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财政部门审批。
第二十五条 使用农机的国有和集体单位，必须建立农机折旧费提存制度。农机折旧费从农机作业费中提取，专款用于农机更新。未建立农机折旧费提存制度的，财政部门不得拨付农机更新补贴款。
农机折旧费的提取比例及管理办法，由省农机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制定。

第七章 农村基层农机服务组织

第二十六条 乡农机管理服务站和村农机队是农村基层农机服务组织。
第二十七条 鼓励农民个人拥有农机，提倡个人拥有的农机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
第二十八条 农村基层农机服务组织应当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建设提供社会化服务，并按照规定标准收取作业费。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平调农村基层农机服务组织的资产。
由政府财政资金或者物资投入形成的乡农机管理服务站的固定资产是国有资产；由乡村集体投入形成的乡农机管理服务站的固定资产是集体资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其所有权。
第三十条 乡农机管理服务站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经营服务，兴办经济实体，增加积累，弥补管理经费不足。
第三十一条 乡农机管理服务站受县农机主管部门和乡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站长的任免和编制内人员的调动，应当经县农机主管部门与乡人民政府协商，由县农机主管部门批准。

第八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二条 对农机推广和农机社会化服务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由政府或农机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工商管理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三款规定，由农机主管部门没收旧农机，并处100元至500元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由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责令补办驾驶证、操作证，可以并处150元至200元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依法处理；造成集体资产流失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九条 罚没款和没收旧农机的变价款全部上缴同级财政。
第四十条 农机管理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论纲

毛德龙

【摘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是三个内涵各不相同但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正确的理解三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我党提出的依法执政的核心内核。本文通过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提出了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对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依法执政又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的观点。
【关键词】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
一、引 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 作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员，笔者更加关注“依法执政”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理念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与“依法执政”相临近的另一个范畴——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执政的最经常的体现。本文正是想通过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厘清以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
二、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一）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的涵义
所谓依法执政，按照《决定》的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主要体现在：1、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3、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种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4、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5、以保障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所谓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曾经为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详细阐述过，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法治与人治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法治讲求用没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来代替喜怒无常的君主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民主，所谓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 他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结论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因而，他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其核心内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国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就是要确立一个摆脱个人欲望，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的实现了依法执政的既定方针，所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
如果说党的十五大只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则是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依法治国方略核心问题的反思，它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创新，它必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明、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的梳理来看，依法执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应当承认，古老、博大的中华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础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缺憾之一。 尽管也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们提出的“独任法治”的呐喊，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真正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 中国意识到并主动开始推进法治进程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之下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但遗憾的是，在当时举国迷茫、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中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遇实现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我们党执政以后，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巨大胜利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曾经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也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 由于极端忽视法治，推崇人治，结果十年“文革”最终爆发，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实行人治最大的弊端，是把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决策没有基本法律依据和民主程序规则，个别人可以恣意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将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6年初，江泽民同志就依法治国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深入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意义、内涵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进一步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随后写进了宪法。从中国法治进程的脉络，尤其是我们党执政以后的治国理念的变迁来看，我们党对依法治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显然已经认识到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江泽民同志适时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载入宪法，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对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考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正是在前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性的决策。它实际上表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要实现依法治国，在现阶段，关键是依法执政，只要实现了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应该说依法行政并非什么新鲜名词，其含义就是要求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合理的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身的设立（包括职能的确定、组织设立、权力来源）、行政机关的运行（尤其是行使抽象或者具体的行政权力）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并遵守相应程序，一切行政行为都要接受法律的监督，违法行政应承担法定责任。 依法行政的产生与民主法治、分权制衡不可分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法治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依法行政作为一个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由于国情的差异和对法治的理解不同，依法行政原则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例如：英国称为依法行政，法国称为行政法治，日本称为法治行政等等，但是政府行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在法律之下进行则是共同的。与西方建立在深厚的法治传统基础上不同，我国提出依法行政口号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从1984年彭真同志提出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再到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直至1999年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依法行政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道路。作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不仅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 我们通过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历史和理论考察就不难发现，依法行政原则所要求的法律至上、权利本位、社会自治、程序法治等理念正是依法治国战略在行政领域内的应有之义。
在现阶段的中国，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目前之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程中，由于传统的党政不分、政府包揽一切的思维和理政模式不会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行政权的过分强大在我国仍然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据统计，在我国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和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执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处于举足重轻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依法行政也根本谈不上依法治国。
四、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依法执政是
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
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政”字虽一，但含义相去甚远。前者的“政”准确的理解，应为政务之“政”；后者的“政”则为政权之“政”。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主体明显不同，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执政党执政后依法成立的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应付的行政职责；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民意之上。依法执政的原则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相对更加宏观； 依法行政的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相对更加具体。依法执政是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进程中治国理政的战略性调整； 而依法行政则是从战术的角度来贯彻执政党的执政方针。
尽管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选择。我党执政以后，对是否应该依法执政以及是否应该严格贯彻依法执政的问题曾有过曲折，历史证明，没有我党的依法执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会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正是“十年文革”时期的一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其次，人民政府是一个基本由我党员、干部组成的政府，是我党执政方针、政策和理念贯彻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的从依法执政的战略高度来行使其职权，整个政府运作必然会陷入失范状态，依法行政只能是空中楼阁。第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依法执政相对于依法行政而言，是一个上位概念，更加宏观，它必须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的具体的运作才能得以贯彻。 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现阶段的中国，尚处于一个行政权过分庞大的转轨时期，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关系并未能真正得以理顺，立法、司法两头过小的“纺锤型”状态还不可能在一时片刻之间得到合理的改观，因此我党的依法执政的战略方针更多的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去落实和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和具体化并非言过其实。
五、结 语
总之，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是对我党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由于现阶段政府施政的特点，实际上依法行政正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三者既有根本的内涵差异，又有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只有理解了这种区别与联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领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精髓，更好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这种理解不一定准确，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毛德龙，男，1977年3月出生，山东省日照市人。现为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截至目前，共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有三篇在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论文研讨会获奖。参加过三个课题研究，其中包括一个省部级课题。
delongmao@yahoo.com.cn（电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