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


民用机场管理暂行规定

1986年4月6日，国务院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民用机场的管理，保障飞行安全，维护机场秩序，提高机场使用效率，以利于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从事民用航空运输、航空训练、航空作业的民用航空器使用的机场。用于航空作业的季节性临时机场和直升机临时起降点除外。
第三条 民用机场由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归口管理。
第四条 民用机场必须持有机场使用许可证方可开放使用。
机场使用许可证由机场管理机构向民航局申请，经民航局审查批准后颁发。
民航局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个月内作出决定。
第五条 申请机场使用许可证的民用机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持有机场修建批准文件和工程验收合格文件。
（二）具备与航空器型号、运行方式和运营业务量相适应的飞行区、工作区及其设施和人员。
（三）具备能够保障飞行正常和安全的航行管制、通信导航、气象等设施和人员；申请开放仪表飞行的机场，必须符合民航局有关仪表飞行的规定。
（四）具备安全保卫条件。
（五）具备处理特殊情况的应急计划以及相应的设施和人员。
第六条 国际机场应当具备国际通航的条件，并按国家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国际机场的开放使用，由民航局对外公布；对外提供国际机场资料，由民航局统一办理。
第七条 民用机场必须按照机场使用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开放使用。需要变更使用范围的，须经民航局核准，并换发机场使用许可证。机场停止使用和恢复使用，均须事前报民航局批准；长期停止使用的，须注销机场使用许可证。
民用机场废弃或改作他用，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八条 民用机场的土地，由机场管理机构统一规划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侵占。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根据民航局批准的机场总体规划，提出用地计划，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与机场业务有关的单位，在机场内修建业务所需的工程设施，应当服从机场总体规划和安全使用的要求，经机场管理机构及其上级机关审查同意后，报请当地人民政府批准。
第九条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国家关于保护机场净空的规定，做好机场净空保护工作，保障飞行安全。
第十条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机场环境保护工作。对噪声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航空器，机场管理机构有权拒绝其起降。
第十一条 使用机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机场管理规章，并按规定向机场管理机构交付机场使用费和服务费。
机场收费标准，由民航局商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二条 机场管理机构违反本规定，或者对机场管理不善，导致机场条件严重恶化、危及飞行安全的，民航局有权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暂停使用或者吊销机场使用许可证等处罚；对主要责任者，有关主管部门应当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民航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规定发布前已经开放使用的民用机场，其管理机构应当在六个月内按照本规定补办申请审批手续；逾期不办的，不得继续开放使用。


法官是这样能动判案的
倪学伟 马晓岚

[案情]
原告：裴琼宇，男，29岁，农民。
原告：邓志远。男，43岁，农民。
被告：梁永基。男，54岁，农民。
被告梁永基与林焕志合伙经营养殖一幅面积约30亩的大蚝，双方签订了养殖大蚝合同，一直分工协作，共享收益，共担风险。
1999年1月3日，林焕志经梁永基同意，将共同养殖的大蚝以16000元的价格卖给原告裴琼宇与邓志远，由裴邓二人自行采摘场内大蚝。但买卖大蚝一事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亦未书面或口头约定大蚝的质量规格、采摘大蚝的期限等。同日，被告梁永基与林焕志签订终止合伙合同书，约定该蚝场的大蚝出卖后剩余的蚝归梁永基作辛苦费（合伙分成）。当时，买方之一也即后来原告之一的邓志远在场见证并在该终止合同书上签字确认。原告二人购得大蚝后，马上投入人力物力进行了为期3天的采摘，并将所采大蚝全部销往广东。
一年后的2000年5月，梁永基将该养殖场内的大蚝以13000元的价格卖出，购买者采摘后销售得款22000元。其后，裴琼宇、邓志远以梁永基非法出卖其已购而未采摘完的大蚝、侵犯其财产权为由，将梁永基告到北海海事法院。原告二人诉称，其以16000元买蚝后，双方未约定采蚝期限及蚝的规格，他们有权在任何时间对该养殖场内的所有蚝进行采摘，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22000元。
被告梁永基辨称，蚝场内的大蚝是在与林焕志终止合同时林焕志明确留下给他的，当时还有原告邓志远在场作证，其对蚝场内剩余大蚝享有所有权，将大蚝卖与他人是他的权利，并不侵犯原告的财产权。

[审理]
北海海事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后认为，本案系海洋水产品经营养殖侵权赔偿纠纷。原被告之间仅有大蚝买卖的口头合同，并且只约定了购买标的为上述蚝场内的大蚝及价款16000元，其余内容均未作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该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原告购买大蚝未约定大蚝的质量、规格，则按照通常标准，其购买的应是蚝场内可以直接上市出售的成品蚝，而对不能上市出售的小蚝则不属其购买对象或购买范围。口头合同虽未对采蚝期限明确约定，但原告已于合同签订后立即采摘大蚝，林焕志及被告也未予以阻止，可见，采蚝期限已为双方确认为合同签订后及时采蚝。原告采蚝三天后自动停止，但未向出售方表明是否继续采蚝，这应视为已完成采蚝工作的意思表示，即使有部分成品蚝未采，也应推定其主动放弃对该成品蚝的权利。林焕志与被告梁永基签订终止合伙合同时，明确约定，大蚝卖出后，养殖场内剩余大蚝归梁永基也即被告所有，作为原告的邓志远当时还在场作了见证。原告关于自己有权随时采摘大蚝的主张，实际上是变相地将购买大蚝变成了购买蚝场养殖经营权，而16000元显然是不可能购买到30亩海滩涂养殖经营权的，因而原告的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有违公平和等价有偿原则，原告也举不出相应证据支持其主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北海海事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评析]
1.关于本案对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合同法领域，公平原则被称为合同正义原则。其要求之一是给付与对待给付的等值性，符合等值性原则的就公平，不符合等值性原则的即非公平。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从语义角度讲，诚实信用即不欺不诈，恪守信用。这一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近代以来，各国民法典对此基本上都作了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242条明文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日本民法典第1条第2款也作了类似规定：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可见，诚实信用原则并不仅仅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而是整个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是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准则，有“帝王条款”之称。
原告究竟购买的是大蚝还是蚝场内所有的蚝或蚝场养殖经营权，这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原告认为被告将与他人合伙经营的一幅大蚝以16000元转让给原告经营养殖，故原告有权在任何时间对蚝场内所有的蚝进行采摘。被告则认为原告仅购买了等值的大蚝，对该蚝场他依然拥有养殖经营权，即享有对蚝场内剩余蚝的处分权。鉴于双方没有书面或口头合同对此问题进行明确约定，故只能依照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合理的推论。法院判决的逻辑思路是：林焕志与原告买卖合同成交价仅为16000元，而一年后，被告将剩余蚝又卖得13000元，买者采摘后销售得款22000元。如认为原告购买的是蚝场养殖经营权，即意味着蚝场的养殖经营权与该蚝场内剩余大蚝在价格上仅相差3000元，这显然与常理不符，即在此情节上与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严重相悖。16000元要购得30亩海滩涂的养殖经营权不符合公平交易原则，该价格严重低于30亩海滩涂养殖经营权的实际价值，相反，倒是比较接近于30亩海滩涂内所养大蚝的价值。况且，原告在第一次采蚝之后的一年时间内，未有任何经营养殖行为，提不出任何相关证据，林焕志也出庭证明其卖与原告的是大蚝而非蚝场养殖经营权。因此，依照《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法院关于原告所购买的标的仅是大蚝而非蚝场养殖经营权的认定，是合乎事理和法理的，是完全正确的。
2.关于被告梁永基能否卖蚝的问题
根据梁永基与林焕志养殖大蚝协议及履行情况来看，双方是共同出资、分工协作、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因此决定了被告与林焕志系属个人合伙，在散伙时，两合伙人通过签订终止合同书的形式，对合伙事务已妥为处理，对此应依法予以保护。根据终止合同书，出卖大蚝后养殖场内剩余的蚝归被告所有，原告邓志远对此不仅在场作为证人，而且还在两合伙人终止合同书上签字确认。此情节足以证明原告对林焕志蚝场大蚝售出后剩余部分应归被告所有的事实是明知的。被告梁永基对剩余的蚝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并具有排除他人干涉、妨碍的权能。将剩余的蚝卖与他人，是被告依法行使权利，理应受法律保护，并不容他人非法干预。故而原告关于被告转卖其大蚝、侵犯其权利、要求赔偿损失之诉讼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