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与资本市场分析

李克垣 （上海交通大学MPA）

【摘 要】 我国经历了20多年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发展到现在，改革要想继续深化，建立真正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本市场完善是一道过不去的坎。基于此，本文对国有经济与资本市场进行分析，从股票市场建立历程出发，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伴生物，然后将论述国有企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内在性矛盾，最后在借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股票市场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对中国国有企业及资本市场改革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私有化和打破垄断，资本市场则要在严格监管理下逐步完善，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支撑。
【关键词】 国有企业，股票市场，私有化，反垄断


我们第四小组9个人选择了“国有经济与资本市场分析”这个课题作为莫童老师所讲授的《国有资产管理》这门课程的结业论文方向。小组9位成员在讨论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查、研讨，最后形成了本篇论文。由于“国有经济与资本市场分析”这个题目实在太大，限于篇幅及能力所不济，因此我们在其中选取了一个比较小的切口进行论述，国有经济主要限于上市或可能上市的国有企业 ，资本市场仅则主要以股票市场为例，论述的问题则选取在国有企业与资本市场的矛盾及改革方向。本文将在明晰概念的基础上，从股票市场建立历程出发，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伴生物，然后将论述国有企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内在性矛盾，最后在借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股票市场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对中国国有企业及资本市场改革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一、国有企业改革与资本市场的建立
在了解一下中国股票市场建立之间，让我们首先要了解了欧洲最原始的股票市场是怎么建立的。16~18世纪一两百年时间，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有企业——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当时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殖民地，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战争债券到期得偿还，但政府仍然无力偿还，还不起的债务（中国称为“白条”）就叫做“存量”（stock）。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或者叫“白条”），到最后还是要还的，那怎么办呢？当时就有几个聪明的人说，要还掉“白条”就得搞个“市场”来骗。市场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个stock market ——“白条市场”（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当时国王就说，好啊，这我可以做到，但我怎么骗人去买白条呢？聪明人说，“白条”现在千万不能卖，因为它没价值。那么国王说我怎么创造出白条的价值呢？聪明人就说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你就告诉他们这个“白条”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国王说，这个未来的现金流用什么做担保呢？聪明人就说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然后，政府就劝告老百姓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就是东印度公司从亚洲、非洲、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政府将白条卖给第一批傻瓜，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样理由卖给第二批傻瓜，然后卖给第三批傻瓜，到最后把“白条”的价格炒得无比之高。可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只是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终于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
花这么多笔墨，描述欧洲股票的建立过程，并不是为了有趣。实际上，我国股票市场的建立与欧洲有些类似。中国的股票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国企改革的产物。改革初期，我国基于对传统国有企业弊端的认识，实行了“拨改贷”的改革，将原来对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以改变企业无偿占用国家资金的状况，但没有收到预定的效果，国家的所有权约束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债权约束全部无效，国有企业贷款不还，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呆坏帐不断增加，金融风险积聚。间接融资不行，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发展直接融资，成立股票市场，将社会储蓄转化为投资。于是，1986年9月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开办股票、债券的代理买卖业务，1990年12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其后深圳证券交易所也相继成立。国有企业从股票市场圈占了巨额的资金，国有银行也把呆坏帐剥离出去，实现“债转股” ，这与欧洲国家出售的“白条”何其相似。不幸的是，中国股票市场重复着欧洲的历史，同样是演绎着“博傻”的行为，投机色彩浓郁，终于导致2001~2005年历经5年的大萧条。同样遗憾的是，国有企业并没有通过上市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并没有看到建立的曙光。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从“拨改贷”、“政企分开”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再到成立国资委，可谓屡败屡战，但始终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改革办法。官员与专家学者都在寻找新思维，近期，国资委于2006年12月公布了《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专家们则提出了MBO（管理层收购）的办法。
二、国有企业与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其矛盾
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屡战屡败？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通过上市获得新生？新思维能否获得成功？我们要从国有企业本身以及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寻求答案。只有找到了病根所在，我们才能对国有企业改革开出针对性药方，否则只是脚疼医脚，头疼医头，始终“摸着石头过河”。
首先，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真正的所有者缺位 。因为国家是虚的，它委托政府管理国有企业，但这种委托—代理关系难以有效解决国有企业的低效问题，即使上市仍然其不能使其成为现代企业。第一，西方委托——代理理论是以私法人产权关系为研究对象，我国国有企业的公法人关系与此相差甚远，最根本的差别是，我国国有产权缺乏一个最初的、人格化的、真正关注其运行效率的委托人；第二，在我国，纵使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但政府的代理权的取得并非是以初始委托加以委托，而是国家以政权为依托，是“自己对自己的委托”；第三，在我国过去只存在行政代理而不存在经济代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代理仍将依附于行政代理。
其次，我国的股票市场还不是真正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本意是什么？就是资产放进去，可以带来收益。美国老百姓通过保险金、退休金，将他一生的财富放在股票市场里，这才是真正的资本市场。但我们敢把身家性命的钱放在股市里吗？我们不敢，所有的人都是拿钱到股市里赚一把就走，没有哪个人敢指望股市养老。根本的原因，我们的上市公司不分红或者即使分红其收益率也低于银行存款，股票市场根本就是一个投机市场，而不是一个投资市场，所以大家才叫“炒股票”。莫童老师在授课时，告诉大家不要叫“炒股”，而应该叫“参与资本市场投资”，这非常的对，股票市场的本意就是让人投资的，当股东拿红利应该是与把钱存银行吃利息一样是令人愉快的事，但遗憾的是，在我国“炒股炒成了股东”成了对一个参与资本市场人的嘲笑。我们总是说“股票市场是有风险的”，当初把那些投资股票市场赔得血本无归的归责成缺少风险意识，而且不断地要教育散户要有风险意识，证监会好像做得很对，其实错了，而且大错特错，股票市场只有短期风险，不应该有长期风险，因为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才叫股票市场。美国股票由于有成熟的市场监管，股价长期总是往上走的。我国的股票市场，成立目的，就是为国有企业解困的，国有企业从股市圈钱时从来没想过要回报投资人，就跟当初从银行贷款一样从来没想到要还过，所以股票市场先天就不足，但后天也不弥补，证监会从未真正起到对上市公司监管的作用 ，现在反而不务正业，转行干起教育来了。所以，欧洲股票市场初期阶段发生的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借钱炒股等等丑陋现象，在我们今天的股市上重演着。即使目前上证指数站上4千点大关，我们股票市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否则大家根本不需要害怕是4千点，还是5千点。
第三，国有企业的内涵与资本市场的内在性存在着矛盾。国企的性质，决定了国有资产不能便被买卖，不能像一般商品一样参与市场竞争，其背后的监管力量是多重的。而资本市场的内在性要求所有上市资产都是全流通的，上市证券产品在按照风险和收益的原则等价交换，在金融期货等衍生工具推出后，买空卖空等会成为经常手段，特别是整个证券市场要求的公平、公正、公开，这是维护证券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因此，当国企上市后，国企的内涵就与资本市场的内在性尖锐对立了，国企的垄断性与资本市场的“三公原则”相矛盾；国企的有限流动（股改后，国有股权流通仍要受上级部门监管）与资本市场的自由流动相矛盾。
第四，市场经济企业经营的无限性与国有企业的行政条块的刚性的矛盾。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因而企业的经营范围是无限的，哪里能赚钱就去哪里。但是国企经营领域受到行政条块分割的影响，比如传言中国联通将要拆分；中运航运、中海发展等5家大型航运国企面临重组，重组后业务重新划分，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与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10年，中央企业数量将由现在的161家减少至80—100家，上海也将实施国资整合大计划。这种行政条块的刚性划分并不一定是按照经济逻辑进行的，但由于国企的属性特征，这种划分还会继续。市场障碍在逐渐拆除，国资委却在人为设置障碍，国企发展与规模经济规律相冲突；国资委的行政调配资源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相冲突。
三、对国有企业与资本市场改革的路径选择
在理清了国有企业以及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之后，我们需要思考国有企业及资本市场改革的路径选择问题。这些年，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抓大放小”，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也继续了这一思路，要“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所谓“抓大”就是大企业坚持公有制，“放小”就是中小企业实行私有化。我们认为，这一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目前的实际操作出现了问题。
首先来讨论一下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问题。目前我们主要采取的是管理层收购（MBO）的办法，虽然这种管理层收购已与真正的MBO精神 相去甚远，但确实在大规模地在我国各地经常性地上演。中小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向是对的，因为这样从根本上解决了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但目前这种私有化的方式不对，没有信托责任的国企老总把企业做的很差，把会计帐面上的净资产弄得很低，甚至为零为负，所以不花什么钱或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国企变成自己的私人企业，然后把工人推向社会。 工厂成了厂长的，为工厂辛苦打拼30年的工人却下岗了。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造成了社会新的不公平。反过来，我们可以看看东欧一些国家的私有化，虽然“私有化”的口号很早就喊出来了，但是其过程却是缓慢的，例如波兰一个船厂的私有化可以谈上五年，而我们半遮半掩的私有化的“效率”却高得多，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工人在其中根本没有什么发言权，成为被驱赶的对象。社会不稳定的种子由此埋下了，“清算”成为将来民主化的阴影。
对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必须进行严格、公开的审计、评估，通过拍卖、招标等程序进行，而且要规定非管理层人员收购优先，同时工人要组成真正的工会组织，与收购人员进行安置谈判，这样尽最大可能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和社会的公正与稳定。拍卖国有企业所得，不应该笼统地划入地方财政，而且应该指定专用用途，比如可以抵冲养老金的空帐，或者支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社会纯公共产品的供给。
其次，上市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国有股减持问题。也就是上市公司所进行的“股改”，基本思路就是出售部分国有股权，这是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对于政府决定进行股改，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怀疑和犹豫，但是股改的方式本身不是一个正确的思维，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破坏着政府信用。国有股减持，英国有过成功的经验，我们不妨学习一下。英国1979年对公有企业进行的私有化改革就是全球少有的几个成功案例。英国所推行的政策是分三步执行的：第一步，在国有股股权不变的情况下，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经营这些企业。第二步，把经营状况好的国有企业拿到股票市场上进行国有股的减持，而坏的国有企业的股份是不减持的。为什么要让好的国有企业上市？就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发展代表政府的信用，好的国有企业上市，才能够给股民带来福利。中国股票市场成立之初，上市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是糟糕的企业。这种企业给股民带来的是进一步剥削。英国政府非常理解这个道理，所以只会推出最好的国有企业进行国有股的减持，新加坡也继承了这种想法，可是我们就没有学会。第三步，国有股减持之后的企业，政府保留了一股“黄金股”。英国政府的目的就是在企业重大决策时避免损害国家利益。从我们的股改措施来看，哪一条符合这个定律？在我们股改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令人气愤，诸如在股改之前上市公司股权大量转移、上市公司通过顾问公司到证券公司营业大厅拿表格代替别人投票、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趁机牟利。这些事情的发生，导致政府信用进一步的沦丧，中国股市因而无法健康持续的发展。
政府能否解决股市的问题，一定要看政府在市场所处的地位。1929年美国股市的崩盘比2001年中国股市的崩盘还要严重，市值从890亿美元跌到150亿美元。但是美国通过5年的重新培育，到1934年股票市场起死回生，从而创建了一个不败的美国。美国股市最后不但形成一个健康良性发展的趋势，而且负担美国“藏富于民”的良性分配任务。能产生这一结果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领悟到股票市场成功的关键，是严刑峻法中展现出来的政府信用让每个人都有信心。政府如何表现它自己的信用呢？那就是用严刑峻法来保护中小股民。美国成立了美国证监会(SEC)以及最严格的证券交易法。基本精神是“辩方举证”而不是“控方举证”。所以被指控的股票参与者开始就被假设有罪，要自己提交证据来证明无罪。美国证监会的执法也非常严格，它可以传讯任何人，拥有无限制的执法权力。 因为它所代表是美国中央政府的信用，这个信用是美国机构投资人奉公守法的主因，也是美国退休金与保险金能够进入美国股市的原因。
根据美国股票市场的思维，所谓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社会大众怎么知道他最有能力呢？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息，这个时候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政府必须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而且必须确保这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没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看看安然的事件就理解了，最后安然倒闭了，五大会计师行的安达信业倒闭了，合伙人自杀了。所以，在美国没有人胆敢“炒股票”，像中国股市“杭萧钢构”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处理方式 ，在美国股市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建立一个良性成熟的股票市场 是进行股改的前提，要做到这一步，就需要一个有决心的证券管理机构，而且管理机构不能在乎自己的权力、地位，必须想着为国家做点事。然后，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企业的经理人不能像公务员一样管理，不能实行政级别奖励，而必须按照市场的法则，实行期权激励，当然经营不好也要惩罚，这种惩罚也是市场性的，经营不好就“回家抱孩子”，意思是职业经理人生涯将终结，像惠普公司前CEO卡莉•费奥瑞娜那样。进行股改，要把最好的国有企业进行国有股的减持，那些亏损的上市公司不能股改，至少要经营得不亏损了才能股改，否则就是透支政府的信用。
第三，中央企业的上市与改革问题。根据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要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实际上就是在一些行业继续实行垄断。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不让私人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表面上爱国，实际上是不爱国的。在国际化背景下，你只能在一国内实行垄断，但在国际上你仍然不是垄断的，仍然面临着竞争。国内垄断的结果，根据经济的基本原理，一方面造成社会整体福利的减少，另一方面也导致国有企业不愿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在国际层面来看不能做大做强。美国的军工企业、微软都是私人企业，但哪一个企业不涉及美国的国家安全，人家并不以此为理由实行国有企业垄断。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反而要打破微软等企业的垄断，打破了垄断，人民的福利才会最大化，才能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政府的利益。另外一个问题是，像通信、石油、银行等国有垄断企业，到香港、纽约等境外上市是不合适的，这等于让这些企业国内垄断所产生的垄断利益（实际上就是对民众的掠夺利益），送给外国人，让外国资本掌握中国国有企业才真正的威胁国家安全问题，即使上市也要在国内上市，让垄断的利益让人民共享，让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


主要参考书目
1． 莫童编著：《国有资产管理与资本运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莫童著：《公共经济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樊勇明，杜莉编著：《公共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吴晓求主编：《证券投资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祝小兵、吴国祥编著：《金融交易与理财实务》，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郎咸平等著《中国式MBO：布满鲜花的陷阱》，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李克垣（上海交通大学MPA）
电子信箱：likeyuan@126.com

注释：


1、 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有企业”的简称。历史发展到今天，“国有企业”这个名称已经不准确了。原来意义上政府直接经营的企业，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后，就是公司法上独立的法人了。按照公司法原理，不管是谁的资产，私人的也好，国家的也好，一旦形成出资，交给了公司，就形成了公司法人所有权，而法人所有权与出资人其他资产的所有权是相互独立的，出资人就不可以再对其所出资产拥有“所有权”，拥有其实是“股权”，包括资产收益、重大决策、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剩余财产分配权等权利。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国家出资的企业，由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不再提对企业拥有“所有权”，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知道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噩梦。
参见：郎咸平教授2005年12月21日在清华大学演讲全文实录。
“债转股”是由国有银行把坏呆帐剥离出来，成立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把对国有企业拥有的债权转变成股权，这是一个双赢的办法，一方面降低了银行的坏帐率，另一方面降低了国有企业的负债率。然后，把一些债转股的公司进行包装，达到上市条件，再把股票推向上市，在达到一定条件后，资产管理公司出售手中的股票。
参见莫童编著：《国有资产管理与资本运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1页。
参见李仕明，唐小我：《国有企业不等于现代企业》，《经济体制改革》1998年第5期。
当然，也不能全部把责任推到证监会头上，制度设计之初就决定了如此。你证监会是国家的儿子，我国有企业也是国家的儿子，大家平起平坐，你凭什么监管我呀。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次刑事诉讼法的大修，在程序的设立和完善、司法机关的权力配置以及刑事诉讼的具体规范中都更加科学、合理，充分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体现了公正与效率的结合，是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改革和完善1。但由于刑事诉讼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加上有些问题人们的视角不同素有争议，所以刑事诉讼法的大修不可能完全消除理论与实务上的冲突。有鉴于此，笔者基于基层刑事司法之角度，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实务问题谈点意见，仅供同行们参考。

　　一、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民并案审与分案审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从该条表述的内容看得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并案审为原则，以分案审为例外。也即是说，一般情况下应当坚持并案审理和判决。这是因为，合并审理因被告人的同一犯罪行为而同时引起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可以全面地查明被告人是否有罪及其罪行是否造成了物资损失及损失的程度等。同时，通过一个诉讼程序，合并审理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彼此密切相关的刑事、民事两种案件，司法机关避免刑事、民事分别审理时所必然产生的调查和审理上的重复，从而有利于节省诉讼资源。2还可以使法官从中学习附带民事方面的审理知识，成为审判上的多面手，不致于让刑事法官成为 “单打一法官”。也正是因为此，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九条作出了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相同规定，并在一百五十四条关于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签收前当事反悔的，第一百六十条关于法院认定公诉案件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对已经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皆要求一并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刑事诉讼中刑事、民事分案审理之例外，只有一个理由，即“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这样的“例外”情况，一般是因为所附带的民事诉讼案件情况比较复杂，短时间内难以作出裁判，或因案件特殊情况和困难，所附带的民事案件一时无法审理的情况，比如附带民事诉讼受害人人数众多、涉及面广、物质损失数额巨大等情况。当遇到这些情况时，并案审理将会推延刑事部分的审判，不利于及时打击犯罪，也不利于遵守法定的时限要求，因而只能先审理刑事案件，后审理所附带的民事部分。3正是基于此，所以《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九条作了分案审理的规定，并在第一百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四条中，对比较特殊的三种情况分别作出了另案审理的规定。一是当法院准许检察院撤回起诉的公诉案件，对已起诉的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进行调解，不宜调解或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二是一审期间未提起民事诉讼，在二审期间提起的，二审法院可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三是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损害情况作出判决。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分开审理属于何种情况或基于何种原因，原则上均应“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这里的“同一审判组织”，是指审理该刑事案件时的同一审判组织或者同一合议庭。4只有当“同一审判组织的成员确实不能继续参与审判的，可以更换”5，之所以规定“由同一审判组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笔者理解，一方面是坚持诉讼经济原则，节约司法资源，另一方面是统一审判旨在防止刑、民分开审理可能导致的认定不统一而形成刑民判决的互相抵触，以保障司法裁判的严肃性。但目前在一些基层法院，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和司法解释的要求操作，而是刑事审判庭统一收受公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后，交由承办人先行调解，能够调解的即由刑事承办人并案处理，不能调解的交由民事审判法官办理。这显然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要求，违背了应当并案审理的原则，也违背了“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理之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要求，既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还往往在刑、民法官中引起不必要的矛盾，是不可取的。

　　二、关于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继续坚持拒绝精神损害赔偿”的反思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继续沿用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人们称此条之为“继续拒绝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这一规定彻底阻却了被害人的诉讼愿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司法期盼，也否定了多年来中国法律人的理论研究成果。中国理论界普遍主张，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认为这是全面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有效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迫切需要。正是基于此，一些法院将强奸、侮辱、诽谤等刑事案件也纳入了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6为此，笔者谈几点意见，供立法部门在今后再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参考。

　　第一，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精神损害赔偿，是国家履行社会管理责任的应有之义

　　犯罪不是自古就有的永恒存在的现象，而属于一定历史范畴的现象，它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是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社会矛盾的缩影。所以，一切危害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依法律规定应处以刑罚的各种行为即是犯罪。7因此，一国之犯罪现象是一国之社会管理的睛雨表，管理有力、管理到位则犯罪现象较弱，管理不力、管理失控则犯罪现象猖蹶。以此而论，中国社会的犯罪现象与中国社会管理的情况关系重大。比如，中国对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管理不到位，贪污腐化现象必然滋生；对国企、集体企业的管理不到位，贪腐或违法经营等现象必然发生；对民众的道德、思想管理教育不到位，必须出现道德滑坡，社会失序，各种犯罪诸如拐卖人口、强奸、抢劫、盗窃、故意伤害、打架斗殴等不断发生，所以，国家没有做好社会管理而引发犯罪，应当为此付出代价，赔偿因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属当然之义。

　　第二，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精神损失赔偿，与国家经济发展情况能够相适应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经探索出一条适应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经济的持续发展强化了国防建议，推进了社会建设，也极大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我国已经挤身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并非有些学者所说，之所以新《刑事诉讼法》未采纳理论界主张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建议，主要是出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刑事案件特点的考虑。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制度，被害人国家救助工作才刚起步，而大多数刑事被告人经济状况较差，民事赔偿能力极为有限，法院判决难以执行。8其实，这种担心尽管有一定道理，但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一方面公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已提升了许多，犯罪行为人除自身能力外，尚有众多亲戚朋友资助赔偿而求得从轻处理，而被害人就更惨了。另一方面国家经济能力已非过去，敢于解决城乡居民的社保医保问题，难道连犯罪分子在无力解决赔偿时社会就不管被害人的损失了吗？这决不是共产党为民政策之所在！

　　第三，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精神损害赔偿，是国家法律对刑事被害人应有的精神慰籍

　　一个社会如果不同情弱者，称不上善政之社会；一个社会如果不扶助弱者，称不上爱民之社会。众所周知，一个刑事犯罪的发生，不单造成对被害人的严重伤害，而且对其家庭、亲属及周围邻里的生活都会有较大影响。尤其是刑事被害人受到的伤害，其严重性非一般人所能感受，其精神上的损害非一般人所能理解。比如，一个昂扬向上的高中女生，成绩优异，既定的重点大学目标明确，一个人见人爱学业有为的少女被犯罪分子无情强暴，或轻生寻了短见，或成绩一落千丈，一次犯罪竟可改变她的人生命运；死去的，给家庭造成莫大痛苦；生存的，终生生活在痛苦的回忆里不能自拔。又比如，一个妇女遭到轮奸，导致夫妻离婚，家庭破裂解体，即使能重新组成家庭，但却始终生活在痛苦之中；一家之主的男人被犯罪分子杀害，这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维系全家生活的依靠，堂上父母年高多病，妻子弱不禁风，几个孩子皆未成年，犯罪导致这个家庭苦不堪言，生活难以为继。如果不允许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那么死亡的得不到死亡赔偿金，终身残疾的得不到残疾赔偿金，他们能请求的仅仅限于两类，一是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二是因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9这合理吗？难道一条鲜活的生命仅值二三万元吗？一个名人的名誉受到侵犯尚能获得数10万赔偿，这在同一个国家里公平吗？

　　第四，实行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之精神损害赔偿，是犯罪分子应负的罪责内容，有利于警示和威慑犯罪

　　物质损害之赔偿与精神损害之赔偿，皆属于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导致的后果，皆属于犯罪之社会危害性的基本构成内容，理所当然皆应由犯罪行为人自食恶果。因此，犯罪分子为其犯罪行为承担各种损害责任，乃是其承担犯罪后果的当然之义，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的国家法律不让犯罪分子承担此种赔偿责任，那就是重犯罪人的保护，而轻被害人的保护，这无论从法律、民心和社会公理上都是说不过去的。我们现在有一种倾向，在偏重保护犯罪人利益上大力倾斜，能轻者尽量从轻，能宽者尽量从宽，挖空心思为犯罪人着想，却对遭受犯罪伤害的被害人不闻不问。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政模式下，这种倾向是非常危险的。否定被害人精神损害的主张，既不符合国家司法走向，也不符合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路线方针，更有违中华民族同情、扶助弱者的传统道德理念。也与交通肇事犯罪、国家刑?~赔偿认可精神损害不协调，这是值得中国立法深刻反思的。

　　三、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诉讼主体的区分与确定问题

　　附带民事诉讼主体，有学者疏理发现，现今的确有多种法律先后进行过规定。10 96年刑诉法”仅规定为被害人，即被害人有权向刑事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尚未旁及其他，实践中较难掌握。《98年最高法院解释》规定进行了细化，规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有被害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此三类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在借鉴98年司法解释的基础上重新规定为：“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应当说，这种表述是客观、准确的，排除了不确定性。笔者认为，在确定附带民事诉讼主体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法律对“近亲属”规定不相一致时的判断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而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对“近亲属”这一用语的含意解释为：“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二者的区别在于“孙子女、外孙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这4类人能否成为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前者作肯定规定，后者作否定解释，且二者皆属于同一阶梯之法律（国家基本法之二级大法）。最高法院的专家学者认为，“应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范围为准，理由有二：一是“近亲属”这一用语已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自然应以该条对概念的界定为准；二是事实上实践中也很少有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情形”。11笔者赞成这一观点，除上列分析意见外，笔者还认为，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是一般的在对应条文中所表述，而是在该法第一百零六条对六种用语所作出的含意界定之一，此种界定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按照“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的法律解释规则，“近亲属”已作了明确界定，则当然排除其他主体之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在附带民事诉讼主体区分和认定上，近亲属与法定代理人的适用情形、功能与作用是有所不同的。近亲属是附带民事诉讼的直接当事人，享有原告人的诉讼地位和实体权利；而法定代理人属于全权代理，其代理权不受限制，但却不属于当事人，而是诉讼代理人12，代理之结果则由被代理人承受。笔者的理解是，近亲属适用于被害人死亡的情形，而法定代理人则适用被害人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形，二者应当区别适用且不可兼任。

　　第二，财产保全的依职权适用与检察介入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该条规定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民法院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第二层次是当事人或者检察院申请法院保全，第三层次是附带民事诉讼保全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中，前两个层次的安排，改变了民事诉讼法一贯坚持的先由当事人申请保全、只有在没有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依职权保全的程序要求，而且法院依职权保全时无须“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为前提。这样的规定体现了法律对附带民事保全的特别规定，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在犯罪发生后，皆处于极度悲痛之中，很难按正常民事诉讼申请保全，因而这时法院依职权保全十分必要，所以法律将法院依职权保全规定在第一层次，当事人及检察申请为第二层次，这是符合附带民事诉讼现实情况的。

　　检方介入财产保全系新增内容，为过去所没有，这是新法的一大特色。依笔者理解，如果法院没有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当事人也没有申请法院保全，而实际上又需要实行财产保全，否则将使之后的判决无法执行，使受害人的诉求内容落空，在这种情况下检方介入，申请法院保全，其意义十分重大。但值得研究的是：其一，检方申请保全是以法律监督身份还是一般协作身份而介入，愚以为二者皆有可能，但主要带有附带民事诉讼的监督、提醒成份，否则没必要规定检方介入权之行使。其二，对检方申请保全，法院应当迅速落实保全措施，这里法院应将此种申请视同“检察建议”性质，因而表示重视。其三，检察院申请法院保全不同于一般当事申请保全，无须提供担保，法院应当接受申请并立即采取保全措施。

　　第三，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应当高度重视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本条是新增加的规定。这一规定与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的精神相一致。因此，附带民事诉讼是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对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要求赔偿的诉讼，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13，充分发挥调解的功能，具有特别之意义。一方面，在目前精神损害无法进入诉讼索赔的情况下，调解可以弥补立法缺陷，最大限度实现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诉求愿望。另一方面，调解可以创造被告人向被害人道歉、悔过的机会，求得被害人谅解，积极赔偿其犯罪造成的损失，有望从宽处理。再一方面，调解可以从根本上降低或减弱被害人对被告人的仇恨心理，可以消除被告人与司法机关的对抗心理，使矛盾最优化处理，有力推进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