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的立法亮点及现实意义

洪碧华


[内容摘要] “无救济则无权利”。面对发生在身边的种种侵权行为，人们该如何维权？文章介绍了从医疗损害到交通事故，从高空坠物到产品质量损害，从网络诽谤到学校事故等方面的立法亮点和现实意义。目的在于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减少民事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关键词] 侵权责任法；亮点；意义


　　侵权责任法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2010年7月1日开始实施。共12章92条，前4章为一般侵权责任，其后的7章为特殊侵权责任。该法主要解决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时所引发的责任承担问题，所谓民事权益，是指生命权、健康权、用益物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一、立法背景与进程

　　近年来，新的侵权类型不断出现，特殊侵权纠纷日益增多，三鹿奶粉事件、矿难等安全事故频发，现有法律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2007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侵权案件达87万件，2008年超过100万件。处理这些侵权之诉，主要是依据民法通则等近40部法律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为了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正义，制定一部较为统一的侵权责任法是非常必要的。2002年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启动了侵权责任法的制定进程，经过四次审议终于2009年获得通过。这意味着我国向制定民法典又迈出重要一步，是合同法、物权法后的另一个重要支柱性法律，在西方，民法典被形象地称为“社会生活的圣经”。
　　从1804年法国民法典确立过错责任原则以来，侵权责任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完善。已经由原来单纯的过错责任原则，演化为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推定过错、公平责任等多原则并存的制度。过错责任原则是指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必须有过错才承担侵权责任，适用于物件损害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环境污染责任和高度危险责任。涉及高空高压、易爆易燃、民用航空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等高度危险行业，即使行为人没有过错也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侵权责任法的立法亮点与现实意义

　　侵权责任法是民事基本法，是人们维权的“行动指南”。对网络侵权、产品质量、医疗纠纷、动物伤人等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侵权行为做出明确规定，形成诸多亮点。对保障人权，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确立“同伤同价”、“同命同价”赔偿原则

　　该法第16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如2009年8月，龙海石码镇一妇女骑电动车撞在路边突起的井盖上，造成10级伤残，把市政工程公司和现场施工单位告上法庭。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2008年度龙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961元，原告诉求的残疾赔偿金为：17961元×2年＝35922元。假如原告身份是农民，又无法提供在城镇居住满一年的“暂住证”，2008年度龙海市农村人均纯收入为6000元，其残疾赔偿金就只有：6000元×2年＝12000元，相差2万多元。这种城乡差别，“同伤不同价”很不公平。
　　该法第17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长期以来，计算死亡赔偿金往往因为死者城乡身份、收入高低、地区差异和其他因素的不同而相差数倍，不时引发理论界“同命不同价”的争论。该条规定在处理重大交通故事、矿山事故时可以不考虑个人差异，而采用“一揽子”赔偿方案，以同一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这有利于消除封建等级思想和城乡差别，坚持以人为本，彰显人权进步，解决“同命不同价”、“同伤不同价”问题，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体现的是权利的平等和生命的尊严。

第二、首次明确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

　　审判实践中，交通事故、离婚、伤害等案件的受害者，在提出经济赔偿的同时，大都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苦于法律依据不足，法院无法满足当事人的要求。如陕西麻旦旦“处女卖淫案”原告索赔300多万，法院只判决被告行政机关败诉，责令赔偿受害者直接损失74元。30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于法无据。因为国家赔偿法只规定赔偿直接损失，没有间接损失和精神损失。
　　该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我国法律中首次明确精神损害赔偿，明确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包含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金额、计算办法等。这个规定，一是把精神损害赔偿严格限制在侵害人身权益上，侵害人身权益就包括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但不包含财产权。二是什么情况下构成精神损害，新法使用了“严重精神损害”这个词。三是条文只规定“可以”，而不是“应当”，是否申请精神损害赔偿，由受害人自己决定。精神损害赔偿对受害人而言是一种补偿，对加害人而言是一种惩戒，对其他社会成员而言是一种警戒和教育。

第三、保护见义勇为，使英雄的流血不流泪

　　该法第23条规定：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此条明确规定，在见义勇为者无法从侵权者处获得赔偿时，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相比民法通则第109条规定的“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而言，该规定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力度显然加大了，这样英雄的血就不会白流，有利于弘扬社会正气。

第四、明确医疗损害责任，化解医患矛盾纠纷

　　该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以上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56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否则如果家属拒绝签字，会耽误医院手术抢救的宝贵时间。如2007年11月21日，因丈夫肖志军拒绝在剖腹产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孕妇李丽云和腹中胎儿在北京朝阳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李丽云父母将朝阳医院和肖志军告上法院，索赔121万余元。就是说在紧急情况下，虽然没有患者同意，经医院负责人同意，也可以进行手术抢救。
　　第57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59条规定：吃了问题药，可向医院索赔。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血液提供机构或者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第61条规定：患者要求查阅、复制规定的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如果医院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或者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可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第62条规定泄露患者病历医院要担责：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此外，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否则，就构成医疗损害侵权。如一个病人得了感冒，到正规医院治疗，医生给他做了脑CT、磁共振、X光、彩超、生化全套检查，最终得出结论：患者只是一般感冒。这些就是不必要的检查。
　　这对解决长期存在的医患纠纷有积极意义。因为药品、医疗器械的缺陷产生的纠纷，患者可以找生产厂家，也可以找医疗机构，双方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法律还规定了追偿权，如果医疗机构赔偿患者经济损失后，发现该损害是生产厂家造成的，医疗机构可以向厂家追偿。法律废除了以构成医疗事故作为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成立条件，对化解医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要作用。

第五、网站泄露个人隐私要担责

　　被学界和相关业界称为“互联网专条”的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网络用户利用网络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一定的情形下将与网络用户一起承担连带责任。该条规定与时俱进且意义重大。
　　对个人隐私权加以保护，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体现了立法的一大进步。目前比较突出的各种网络侵权，包括到网上发布“艳照”等各种侵害他人隐私的信息，非法披露他人隐私，以及在网络博客、论坛上随意侮辱他人等。“人肉搜索”等现象已经让我们感到，有必要对网络侵权进行规制。不仅是网络侵权，其他个人隐私同样需要受到保护。“人肉搜索”，自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被网络上的正义之士识为舆论监督的利器，但这利器又恰好是一柄双刃剑，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同时也有可能因为泄露他人隐私而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网民在行使舆论监督权的同时也要谨防侵权。

第六、高空抛物致损，邻里共同补偿

　　该法第87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就意味着你坐在家中什么事情都没干，也可能成为某损害赔偿案件的被告，让你对在你家楼下被花盆砸伤的受害人进行补偿。高空抛物、坠物，只要查不出具体的行为人，所有可能造成损害的同一楼梯的各户居民就要共同承担补偿责任。就是说，高空抛物，邻里要连坐。为了尽量避免自己卷入不必要的纷争之中，我们只有尽量管好自己的阳台、窗台，尽量减少自己身边的安全隐患，以便在万一不幸卷入类似纷争之时有证据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另外，在房屋租赁关系存续期间，如果发生房屋阳台上的搁置物如花盆等坠落致人损害的情况，应由房屋的管理人即租客对侵权责任进行赔偿；如果发生房屋倒塌或部分墙体脱落致人损害的情况，则应由房屋的所有人即业主对侵权责任进行赔偿。

　　法官形象是社会公众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要求，对法官经过主观努力所表现出来的形象特征所形成的整体看法和综合评价。在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当代中国法官职业群体的形象塑造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公众对当代中国法官形象的认知，将影响到其对法官职业活动的判断、评价，并会从对法官的印象上升到对司法的信念。因此，现代法官形象塑造不是一个简单的“面子工程”，而是关系到法治建设成败与否、民众对司法信任程度的实实在在的大问题。

　　当代中国法官形象的塑造要放在整个中国司法、法治和社会发展的背景中予以考察、分析和理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是内部因素与外来影响相互作用的历史产物，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清末修律以来，中国法律的现代性因素逐渐生长并且日益兴盛，但在法律制度外部形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古老传统在法律精神领域的影响仍然是坚韧顽强的。这一特征决定了法官形象的塑造既要考虑几千年传统法文化对民众法律观念的浸泡，也要顾及近代西方法文化对民众观念的产生的变革，还要考察新时期诉讼当事人和民众的阶层构成与法观念现状，在动态发展中不断修正法官形象设计，最终形成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又符合现代司法规律和当下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现代法官形象。

当代法官形象塑造要符合现代司法规律，体现时代性。中国历史上，传说最早的司法官吏是尧舜时代的皋陶，他以半神半人的面貌出现，不仅面貌怪异，而且审判方式也很奇特，每当诉讼双方争执不下时，他就牵出一头奇兽来作出裁判，这就是“獬豸”。由此,獬豸与司法官吏结下不解之缘分，成为历代司法官吏的象征。如果我们全面审视历史上的法官形象，他们身上所承载的其实是人民群众对“公正”、“清廉”、“严格执法”的期盼，但是这些“法官”的司法工作方式、遵循的司法程序已经落后于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可以想象，如果今天的法官像皋陶一样运用“神兽”裁判，像包拯一样既侦查、控诉又审判甚至刑讯逼供，显然不能赢得群众对司法的信任。现代法官形象的塑造要立足于当代法治发展的现状，不可能脱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条件而独立存在。与传统司法相比，现代司法强调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有机统一。这是人类共同的法治文明成果，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发展方向。

当代法官形象塑造要契合社会的公正感，体现民意性。法官形象是通过人们的主观印象表现出来的，离开了社会公众这一感受对象，法官形象就无从表现。社会公众实际上是带着一定的标准来评价法官形象的，而且社会评价标准与法律职业的自我评价标准往往存在一定差距。对法律职业者来说，严格依照法律而正确处理案件非常重要，亲切热情地对待当事人，耐心细致地提供司法服务，与公正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当事人、社会公众对法律运用的规律、理论和技术往往缺乏了解，其对司法结果公正性的判断首当其冲的是源自于对法官的形象感知。法官的行为，不论是个人行为还是审判职务行为，都难免被认为是法官的人品、修养以及审判作风的反映，都会影响当事人的诉讼心理，从而对审判效果发生作用。

美国的法社会学家和法心理学家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的实证研究，研究的结果表明，美国当事人对公正的评价，首先重视的是程序的样式，案件是否以公正的方法来处理；其次重视的是结果是否公正，至于是胜诉还是败诉并没有多大重要性。在评价程序是否公正时，有几个基准被筛选了出来：（1）发言与参与的机会；（2）信任感，指的是法官认真地对待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时获得的当事人的信赖；（3）对个人的尊重，指的是当事人的立场和权利得到了慎重考虑及认真对待时所感觉到的程序性公正；（4）中立性，即程序操作不偏向于当事人任何一方的重要性。这一研究成果对塑造当代中国法官形象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不仅要按照现代司法规律塑造法官形象，还要使法官的形象契合当事人和民众的公正评价标准。需要注意的是，公正感是一个随着时代和场所而变化的问题，总是在微妙的流转变动。在外国法律文化中不被重视的因素有可能是影响中国民众公正感的重要因素，例如在意大利、法国等文化中，包括性关系的法官私生活不是法官职业伦理的规范对象，但是在台湾地区就认为根据习俗，可能造成法官形象的损害，应当受到惩戒。台湾地区的一则法官惩戒案例显示：被惩戒人事实因生理因素不可能有不正当的关系，但是外观上已经造成不正当的形象就会被惩戒。由此，深入实证研究影响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公正感的主要因素，是塑造现代法官形象的重要实证基础。

当代法官形象塑造要贴近区域实际，体现特色性。中国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各地法院的法治区域环境是存在差异的。这在客观上也决定了各地方的法官形象塑造要贴近当地的生活实际。苏力教授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各地对诉讼制度的需求一定是不同的，同样的制度设计在各地、在各个司法制度的层级绩效也必定不同，整齐划一的制度设计不仅无效，而且危险”。由于诉讼制度的设计与法官形象的设计具有关联性，这一段论述也同样适用于法官形象设计。事实上，当代中国先进法官典型的塑造也体现了区域的特征。宋鱼水作为北京的法官形象代表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职业化专业化的法官；金桂兰作为黑龙江宁安县的法官形象代表则是一个扎根基层，具有长期农村工作经验，会做群众工作的法官；陈燕萍作为江苏泰州一个基层法庭的法官，其服务的地区贴近苏南，正在从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因此她的形象既体现正式的法律知识和技能，还体现了积累和运用大量地方性知识的特殊技能和工作方法。这些法官形象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她们能够“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以不同的方式和知识发现和回应了各自面对的特殊当事人，她们的形象与她们所处的区域法治背景相协调。

当代法官形象塑造要关照司法类别层级，体现多样性。法官形象的塑造应当契合社会的公正感，但同时又要适当高于社会的惯常思维，起到引领、教育和示范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法律职业群体与社会公众良性互动的局面，促进司法的现代化。随着中国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甚至审美水平的提高，更多的“80后”甚至“90后”的群体成为法官的主要服务对象和法官的主体时，“法官妈妈”式的形象固然可以继续感染新一代年轻人，但可以肯定，他们不再会仅仅满足于感动，他们对司法的现代化要求会更为迫切，也更能理解现代司法的运作规律。在当前这样一种新老交替、结构复杂的社会公众面前，一种可以考虑的方案是塑造多样的现代法官形象。这种多样性主要是基于法官层级和法官专业领域的特殊性。如刑事法官的形象应当侧重于威严庄重、不徇私情；少年法官的形象则应当侧重体现和蔼可敬、慈爱善良；民事法官可以侧重塑造中立客观、细致亲和的形象；商事法官可以侧重塑造业务精湛、办事高效的形象；知识产权法官可以侧重塑造知识渊博、勇于创新的形象；行政法官的形象可以塑造为关注民生、保护弱势。在法官层级形象塑造方面，我们既要塑造人情练达、务实勤奋、善做群众工作，真正解决问题的基层法官形象，也要塑造更高层级的智慧仁爱，明谋善断、具有远见卓识的中级以上法院的法官形象。这些多样的法官形象群可以体现现代法官形象的包容性，增加现代法官形象的冲击力，更好地引领社会公众对现代司法的认知和理解。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