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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安市学前教育机构登记注册管理办法的通知

时间:2024-07-04 16:45:08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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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安市学前教育机构登记注册管理办法的通知

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


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安市学前教育机构登记注册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政办发〔2004〕104号 2004年6月7日

《西安市学前教育机构登记注册管理办法》已经2004年5月20日市人民政府第5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西安市学前教育机构登记注册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前教育机构管理,促进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学前教育机构是指招收学龄前0至6岁幼儿,并对其进行保育和教育的机构。包括幼儿园、保育院、托儿所、早教中心、农村地区小学附设的学前班等。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学前教育机构的登记注册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是学前教育机构登记注册的主管部门。
卫生、价格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学前教育机构登记注册管理工作。
第五条 举办学前教育机构,实行登记注册制度。注册登记按照下列规定实行分级管理:
(一)举办各类艺术、双语、体育等特色幼儿园,跨区县举办幼儿园分园由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二)中外合作举办学前教育机构,按规定报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并在区县及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三)举办本条第(一)、(二)项规定以外的其他学前教育机构,由所在区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报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六条 申请举办学前教育机构,应提供以下书面材料:
(一)申请报告;
(二)举办人的资格证明;
(三)拟任园所长(机构负责人)和拟聘幼儿教师及工作人员的资格证明;
(四)学前教育机构的资金数额及资金来源证明文件;
(五)学前教育机构的地址;
(六)学前教育机构的章程。
联合举办学前教育机构的,还应当提交联合办学协议书。
第七条 对提出举办学前教育机构申请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对符合条件的,发给西安市学前教育机构注册证,并在卫生、价格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卫生许可证》、《收费许可证》后方可开业。
第八条 学前教育机构的名称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规模在3个班以上(含3个班),收托学龄前0至6岁婴幼儿的为幼儿园或保育院;
(二)规模在3个班以上(含3个班),收托0至3岁婴幼儿的为托儿所;
(三)规模不足3个班,收托0至6岁婴幼儿的为幼儿班或托儿班;
(四)利用家庭住房举办的,招收0至6岁婴幼儿的为家庭幼儿班,或家庭托儿班;
(五)幼儿园(班)、托儿所(班)的名称不得带有与实际不符的或易产生误导作用的词语,不得冠以“中华”、“中国”、“国际”等字样;
(六)其他学前教育机构的名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九条 学前教育机构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应报登记注册机关备案。
第十条 学前教育机构的园长和幼儿教师及工作人员,必须具有符合国家规定的任职资格。
第十一条 经登记注册的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建立财务、会计制度和财产管理制度,按价格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收费,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第十二条 学前教育机构一经登记注册,不得随意变更名称、地址和主办人等,不得转让、合并、分离。如确需变更的,应当办理登记注册变更手续。
学前教育机构因故决定停办时,应当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登记注册的学前教育机构进行业务指导、督导评估、核定办园等级,按照国家规定对园所长(机构负责人)、幼儿教师及其它工作人员进行考核培训工作、资格审定和职称评聘。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对学前教育机构的卫生保健工作进行业务指导、检查、监督。
价格、财政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负责对园所的收费标准、收费行为进行审核、监督。
第十四条 学前教育机构的保育和教育工作要按照《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及《西安市贯彻〈纲要〉实施细则》的要求进行,不得进行违背幼儿教育规律、有损于幼儿身心健康的活动,禁止对幼儿进行体罚和变相体罚。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登记注册开办学前教育机构的,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办,予以取缔。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申领《卫生许可证》、《收费许可证》的,由卫生、价格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处罚。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法学研究从身份到契约之反思——《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别序

王礼仁


【正文】

  一般之序,载于著作之首。然因拙著于出版之际,诸事汇聚,忙不暇接,未及写序。 [1]为补其遗缺,乃另著文以言未尽之意,是为别序。

  德国著名社会学者滕尼斯教授,将人类社会之结合关系,分为“共同社会”与“利益社会”。日本身份法之父中川善之助教授,则将人类社会之结合关系,分为“本质的结合关系”与“目的的结合关系”。 [2]台湾地区学者戴氏《亲属法》将亲属之共同生活分为保族生活与经济生活。 [3] 无论是“共同社会”,还是“本质的结合关系”或“保族生活”,都是指身份社会或身份关系的结合,它是与“利益社会”、“目的的结合关系”或“经济生活” 等财产关系相对应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本质的社会结合关系。 而“利益社会”、“目的的结合关系”或“经济生活”关系,则是一种利益结合关系或财产关系。目前,对于上述两种不同之社会结合关系,一般用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或者身份关系与契约关系)加以区别表述。

  民法学上关于“身份”的范围,学者有不同认识,由于拙著将“身份” 的范围界定在亲属法范围内,故本文所说的“身份”,当然是亲属法范围内的“身份”。所谓法学研究从身份到契约,是指法学研究的一种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过程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重视身份法(亲属法)到重视契约法(财产法),乃至忽视身份法的研究过程。

  由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是一个由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法学研究从身份到契约,则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法学研究是否符合这种社会运动的内部规律?是否与之同步?是否存在偏离其发展轨道的现象或顾此失彼?这些都值得反思。笔者认为,目前的法学研究,与这种社会运动的内部规律不相协调,在民法研究领域里,忽视或轻视身份法研究,使身份法研究过于冷落,就是最明显的表现。尽管身份法研究在过去,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中取得了长足成就(这已有多位教授写过综述性回顾文章,我不再赘述),但身份法研究与财产法相比,是落后的;与身份关系的社会需求,是不适应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身份法的研究,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与身份关系的地位和作用不相适应。

一、身份法研究现状令人堪忧

  目前,我国身份法研究的基本现状,有两个特征:一是整个民法研究领域(包括司法)的基本形势是重契约轻身份,即重财产法研究,轻身份法(亲属法)研究。二是在身份法领域也是重契约轻身份,即重身份财产研究,轻单纯身份关系研究。其具体表现为“两少一多”。

  (一)身份法出版物少

  在各种法学理论期刊中,很少刊载身份法研究文章,核心期刊刊载身份法研究文章更是凤毛麟角。我随手翻阅了2008年的《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学评论》、《中外法学》、《法商研究》等核心刊物,没有刊登一篇有关婚姻法的文章。在专著方面,研究亲属法的专著不多,有许多空白领域尚无人问津。至于研究单纯身份关系的专著更是空白。

  (二)身份法研究学者少

  由于我国没有完整统一的民法典,婚姻法与其它民事法律规范在立法上的分离现象,可能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民事法学的整体研究水平,造成了学术研究的分离(亲属法与其他民法分离)现象。又加之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影响,更加剧了财产法与身份法研究不平衡的距离。研究民法(狭义)者,不研究亲属法,民法研究存在严重的偏科现象。除长期研究亲属法的一些学者外,多数民法学者不研究亲属法。大多数民法学者,没有亲属法专著或论文,甚至有些民法学者对亲属法还是一个盲点,包括一些知名学者,在一些重要刊物或新闻媒体上,也常常发表错误观点。诸如亲子关系不能推定;民法上的欺诈等无效民事行为,完全可以直接适用婚姻等身份行为;甚至还有学者连人事诉讼最基本的特点和规律都不了解,著文建议取消离婚调解制度。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整个社会的运动是一个由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法学研究从身份到契约(重契约轻身份),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共性,但像我国大陆如此轻视身份法的现象,尚不多见。在我国台湾,研究亲属法学者众多,不仅有戴氏三代研究亲属法者,还有史尚宽、王泽鉴等一批 “全才” 型民法学者。我国大陆民法学界,虽有“全才”型民法学者,如长期从事亲属法以外学科研究的学者杨立新教授、余延满教授亦有亲属法专著。但像史尚宽、王泽鉴这样熟谙财产法与身份法的大师级民法学者,还是不多。在外国民法学者中,偏科现象也没有我国如此严重。大凡一些知名学者,对财产法与身份法,均有比较全面的研究。如德国学者迪特尔·梅迪库斯的《德国民法总论》、卡尔·拉伦茨的《德国民法通论》,都有关于亲属法的精辟论述。我国学者在研究民法总则的专著中,则少有提及亲属法者,民法总则几乎成为单纯的财产法总则。

  学术研究自由,无可非议。但重财产法,轻身份法,使亲属法轻到不可再轻的地步,其背后原因,值得反思。

  (三)身份案件审判问题多

  不仅出版业、学者对身份法研究不重视,司法界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对身份法的研究也不够。在最高人民法院多年的科研项目中,一直没有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调研课题。在整个司法领域也存在轻身份法,重财产法的现象。因而,婚姻等身份案件的审判质量不高,问题很多。

  我对本市近年的二审婚姻案件进行了分析,竟然发现有80%的上诉婚姻案件,属于“问题案件”。也就是说,有80%的上诉婚姻案件在审判程序或处理结果上存在问题。 [4]当然,这些“问题婚姻案”,并非都是错案,主要是程序上和实体处理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而其中最普遍、最突出的问题,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审判程序上,将婚姻等身份关系诉讼完全等同于一般财产诉讼,忽视其人事诉讼的特点;二是将民法总则的有关原则,完全适用于婚姻等身份案件。此外,适用婚姻法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将婚姻诉讼等同于一般财产诉讼,忽视人事诉讼色彩

  不少法官不知道有什么是“人事诉讼”,在处理婚姻案件时,根本没有区分财产诉讼与人事诉讼,将身份关系诉讼等同于一般财产诉讼,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忽视婚姻案件职权主义诉讼的特点或色彩。

  (1)法官不依职权收集证据,完全依靠当事人举证定案

  具体表现在:其一,在证据收集上,一律实行一般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把举证责任完全推给当事人。对于该依职权主动调查的婚姻事实,不依职权主动调查,完全凭当事人的举证材料定案。其二,对庭审中涉及的重要婚姻事实,则往往以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而否认。对案件的真实事实或真正的离婚原因,没有揭示;对潜在的矛盾没有解决。其三,对于婚姻案件中的举证期限,也死抠一般诉讼的“证据失权”制度,对于超过举证期限的证据,大都以“证据失权”为由,不予采纳。还有的认为,一审没有提出的婚姻事实或证据,二审不能提出。其四,对于当事人要求法官调查的证据,也以不属于职权调查范围为由,不予调查。如对婚姻有效与无效不调查;对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不调查;对一方提出另一方有重婚或同居的事实不调查;对一方是否遭受家庭暴力或虐待不调查;对一方提出另一方有婚外情的事实或线索,更不调查和核对;等等。

  由于一切全凭当事人举证定案,不仅导致许多案件都以当事人的证据不力而不予认定。还有不少离婚判决,完全依靠两、三张纸的开庭笔录定案,或者以当事人提供的几个很单薄的证据定案。有的离婚案件,甚至简短的离谱。比如一个离婚判决的事实部分,不到150个字(最短的只有122个字),竟然就解决一个三、五年,甚至几十年的婚姻。

  (2)法官不斟酌当事人未提出之事实,对自认、认诺等处理存在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了一般诉讼程序中的自认等有关诉讼规则,不适用于身份关系诉讼。但对“认诺”、“不争事实”如何认定和处理,没有规定。在婚姻案件中,法院能否斟酌当事人未提出之事实,也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不仅在自认的适用上仍存在不少问题。对于“认诺”、“不争事实”的认定和处理,基本上是按照处理财产案件的规则处理的。法官对于当事人未提出之事实更未加斟酌。如婚姻是否有效与无效或成立与不成立的事实,只要当事人没有提出,法官都不加斟酌或考虑。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关于企业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请示》的答复

国家工商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关于企业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请示》的答复
国家工商局


答复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你局《关于企业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请示》〔穗工商(1992)45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企业主管部门是指对企业负有领导和管理职能,并直接对其进行行政和业务管理的上级部门。
二、根据企业登记管理法规,企业登记事项不包括“主管部门”,但明确企业主管部门是登记主管机关对企业进行登记和监督管理的内容之一。登记主管机关依据企业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及其它有关文件对企业进行审核登记。
三、根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其施行细则的规定,企业改变主管部门,应向登记主管机关备案,并应提交下列文件、证件:(一)原企业主管部门转出和新企业主管部门同意接受该企业的文件及审批机关的审批文件;(二)原企业主管部门与新企业主管部门签订的关于该企业
人员安排、财产、债权、债务的法律关系的协议书;(三)涉及国有资产的,应提交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审批文件。上述文件、证件经登记主管机关审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通知企业准予备案;不符合规定的,应当通知企业完善有关法律手续。



1992年3月30日